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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您能不能谈一谈您为何提出“底边社会”这一概念，怎样理解或者说怎样界定这一概念？
乔 健：“底边社会”这个概念，是我在研究乐户后提出来的。对乐户，如果是传统的民俗学的研究的话，我们只是关注他怎么去唱啊，或者他的剧本啊等等，但是我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宗教信仰，甚至他们的社会组织都跟一般的农民不一样。所以我就在想，他们事实上是形成了另外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他们原来属于贱民，一直到雍正时期，雍正皇帝事实上也没有废除他们的“贱民”身份，只是说他们不再是奴隶了。以前，他们这些人是可以买卖的，雍正以后不可以买卖了，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参加科举。那么，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跟农民的社会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传统的中国，讲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你拿孝经来看，孝经里面开宗明义是天子之孝，诸侯之孝，一章一章地讲下来，天子、诸侯、士大夫、庶民，庶民下面的孝，它不讲了。那乐户呢，我们在传统社会讲忠孝两个字，但是乐户对忠孝观念并不很注重，他们主要是讲义气。我自己去研究乐户的时候，本来是用传统的人类学的办法，想去用系谱的办法追一下。因为传说中很多明代的大臣被永乐皇帝杀掉，杀掉以后他们的家属就被贬为乐户，大部分乐户被发配到山西去了。我原来以为可以从现在的乐户往上追，追到他们的祖先，结果是不可能，因为乐户对于他们祖先的记忆比我们都差，大概最多只能追到四代。在系谱上追不到，我们只好从横向上看，因为他们只能够跟他们自己人通婚，这个我们叫做阶级内婚。乐户跟乐户通婚，当然不止乐户，特别跟厨子，因为办婚丧喜事时厨子一定要跟他们合作，厨子的地位比乐户高一点，但是他们也是地位很低下的人。还有一种叫做茶房，茶房就是做接待的，等于我们现在的新名词叫公关，做招待。茶房也是世袭的，所以我想至少他们三个就形成一个阶级，互相通婚。进一步我想，所谓“江湖”的这些人，像说唱艺人、杂技艺人、剃头匠、乞丐，这些人就形成一种社会，广义地来讲，就是我们所谓的江湖。他们这些人就形成一种我所谓的“底边阶级”，“底”是表示他们社会地位特别低下，“边”指他们是边缘的。边缘的意思是说他们基本上不是从事生产的，他们一般是做服务行业的。（本刊记者插话：那您说的“底边社会”不包括贱民？）包括贱民。（本刊记者插话：那是不是相当于平常所说的“下九流”？）对，就是下九流。我做调查时，乐户自己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伺候人的就是下边的，被伺候的就是上层的。这里跟孟子讲的是很相合的，孟子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食人是供给你吃饭的，伺候你的，这些人是低下的；食于人就是被人家伺候的，是高贵的。乐户他们自己就认为，凡是伺候人的都是低下的，乐户啦，剃头的啦，妓女啦，唱戏的啦，这些都是伺候人的。（本刊记者插话：从这里看，您说的底边社会，至少是比农民还要低一层的，是农民以下的。）是的，因为比农民还要低下，所以说他是边缘的。
本刊记者：那么，您认为您所调查的这个底边社会对民间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哪些贡献？
乔 健：我觉着民间文化的创造者不是农民，而是这些人，这些人可以把最上层的跟最底层的连在一起。比如说宫廷的乐户，像汉代有名的诗人李延年，李延年是很有名的一个宫廷诗人，流落在江湖，事实上他就把最上层跟民间联系在一起。再像妓女，有名的妓女，比如像宋朝的李师师，李师师一方面跟皇帝好，还跟宋朝的知识分子搞在一起。李师师虽是皇帝的情人，她还是底边，人家不会把她跟王公贵族来比。所以，他们真的是可以联系最高层跟最底层。“民间”如果狭义地来讲是庶人，是农民这一层。那么贵族，像皇帝啊，诸侯啊，士大夫啊这些，他们与民间是上下对立的。而这个底边阶级、底边社会、底边文化，是一个在他们旁边的东西。我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会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底边社会在那里，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文革”的时候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这些东西赶尽杀绝。比如乐户，在大跃进的时候，人民公社的时候，他都可以存在。人民公社的时候，容许乐户出去给人家办婚丧喜事，他去做，赚了钱回来以后交给大队，大队给他记工分。到了“文革”的时候，把这些人定为封建迷信、牛鬼蛇神，把他们谋生的家伙统统给收掉了，使他们完全不能做了，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我觉着，他们好像是社会的一个安全垫，很多你不喜欢的东西可以跑到这里头去。比如说妓女，妓女事实上对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安全垫的作用。老实说，没有妓女，好多唐诗宋词都不可能有，它们的对象都是妓女嘛，很少人写他自己的太太的。但是这些妓女呢，她不会危害到你的家庭。她不会因为得宠了，就让你跟你太太去离婚，她来当正房。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像那些巫师，或者低下的一种道士，也压制在那里头，起不来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社会，就有了，如特异功能啊等等，大陆上有，在台湾更怪。有一个叫做宋七力的，他说他可以分身，可以分成好几个人，你要见他本人得拿出1000万台币。像宋七力这种人，在传统社会里头，就是底边阶级里头的一个巫。
本刊记者：您讲得很好，但一般都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农民是民间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对这一点您怎样看？
乔 健：您提的这一点很重要，确实有一些民间文化不是这些人弄出来的，是农民弄出来的。但是你去研究一下这一些农民啊，他们不是规规矩矩的农民。他们都是兼职的底边，他虽是农民但同时跨在底边社会里头。我在台湾做过关于阵头的研究。阵头是一种娱神时的民间歌舞形式，有文阵和武阵。武阵大部分是男的，文阵呢有男的也有女的，台南比较多，有点像中国北方的秧歌，一边表演一边走。参加的这些人都是农民，他们就是在业余的时候去演唱。比如说庙会啊，菩萨绕井或者妈祖绕井啦，这个时候这些队伍就出来了。主办绕井的人会给他们一些钱，但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不是为了什么钱，他是觉着安分守己地在那里当一个农民没什么意思。在做农民的时候他是主流社会里头最底层的一个人物，但是一旦加入到这里头，他就很神气了。这地方出来的人大部分都不是台南市中心的人，都是台南市边上那些比较穷乡僻壤的地方的人，趁这个机会他可以得到他的这种社会地位。（本刊记者插话：您的意思是说，即使民间文化有些是农民创造的，参与创造的这些人也不是纯粹的农民，而是身兼底边社会或者在某些时候进入底边社会的农民。）是的是的，他等于是兼职的底边社会的成员。等到这个仪式结束了，演出过去了，他就回去了，回到农民那里去了。但是有的人，就是我上边说的那些乐户啦、说唱艺人啦，他永远在这个底边社会里头。
本刊记者：您在山西做的关于乐户的调查和口述史有什么关系？
乔 健：口述史是人类学者惯用的方法，我们在研究乐户的时候也用了。有的人叫它生命史，事实上就是一个自传。对于一些比较资深的乐户，我们也做了二十几篇，就是讲他从出生到现在整个的经历，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些行业的变化啦什么的，这个当然是我们资料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是在做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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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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