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施特劳斯：遥远的目光

 

        是欧洲竭力将还很无知很原始的亚洲引进了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尤其关注开发原始材料、劳动力和吸收新市场的可能性。人们从来没有充分强调过，在将亚洲带进世界经济的同时，欧洲也许在无意中（通过间接利益不少于过度滥用）掀起一场危机，而纠正这场危机的任务，如今落到了欧洲的头上。 

        与美洲相比，欧洲自愿地承认不利地位，这个不利地位涉及到自然财富、相对紧张的人口关系、个人劳动生产率、平均消费水平；相反，欧洲有道理没道理地对其精神价值的更多关注感到骄傲。欧洲怎么能不承认，做了适当修正后，亚洲能够在利益方面重新拿起理智，并将其应用于欧洲？欧洲谦虚的富庶对其自身而言是最没有道理的奢侈。在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就是亚洲的美洲。而这个亚洲，愈加贫穷，愈加人口众多，在工业化中缺少资金与必要的技术人员。同时，亚洲也意识到土地和牲畜数量在日益减少，而人口却在以毫无疑问的速度剧增，不断地要在共同财产开发中倾向于求救于欧洲来实现其血统的稳固性及其各自命运的统一。   

        然而，但愿西方能够向自己保证：在这个东西方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西方所要做的不仅仅是修正。西方太久地为两个世界之间经济方面的问题所焦虑，也许忽略了欧洲未从亚洲那里得到的重要一课，而现在请求去听，还为时不算太晚。
 

        尽管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研究东方的学者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西方观点在整体上还很难渗透到亚洲思维当中。但是，亚洲的思维依赖于基本经验，当人们试图将亚洲思维运送到缺乏基本经验的社会当中时，难道亚洲思维不显得太难以理解了吗？所有西方文明又试图以尽可能完善的方式，将身体活动与精神活动分离开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将二者视为两个封闭的世界来对待。这个态度在西方哲学概念、道德概念、宗教概念、以及技术形式与生活方式当中也同样存在。在近一个时期，随着精神病学、然后是心理分析学及精神与身体医学的发展，西方才开始真正意识到这两个秩序之间的连续性。这是一把在西方看来是全新的、用起来十分笨拙的钥匙，许多年来，亚洲拥有使用这把钥匙的传统方法。确实，西方与东方在这一点上不完全相同。三个世纪以来，欧洲主要受发展机械方法指导，忘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来就没想到过制定）身体技术。而身体技术允许从这个工具中提炼出唯一的本性，也是最普遍的本性。这个本性属于人，而人则是多样性与普遍不被承认的精确作用的结果。 

        对于人类身体的这个重新发现，亚洲可以作为人类的领路人。这个重新发现也可以是其精神的重新发现，因为突出强调活动与表现、精神体验与生理机能的网络（例如瑜伽和其他同类体系），不了解活动与表现、精神体验与生理机能，东方的心理学与哲学对于西方来说很可能是一个内容空洞的方程式。 

        人们在别处试图分离与孤立的现实秩序的相互依存，亚洲具有的如此尖锐的对相互依存的感情，对有时被认为是不相容的价值兼容性的感情，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也表现出来。人们宗教领域选择了第一个幻想。从佛教到伊斯兰教，中间还有不同形式的印度教，南亚的宗教，证明它们能够与各种不同的信仰形式友好共存。


        当穆斯林控制猪肉市场

        在与缅甸不远的东孟加拉，我们已经有机会在旁边没有幌子的清真寺，以家庭为单位集结成群的印度寺院旁边，观察到每一个寺院的偶像都是一个神的贮藏所，佛教宝塔里收藏着唯一一位智者的画（静修用的小东西），这位智者既超越了诸神，也超越了人类。这些寺院都是不可缩减的，但同时又是对人类信仰的精确补充。它们能够在如此程度上毫无伤害地共存，让穆斯林管理控制市场功能。在市场上，肉案子上摆出来的唯一一种肉是吉大港内陆的蒙古农民习惯食用的猪肉。在僧人眼中，佛教青年热情地帮助一年一度的印度教游行队伍把女神卡莉的彩车拖到河里。 

        很容易用火灾与屠杀来反对这种和睦关系。火灾与屠杀已标记过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离。但是，西方难道不是首先要对这些邪恶的普遍后果负责吗？南亚曾经经历的政治统一的唯一企盼，在欧洲限制南亚用自己的方法思索之前，就已经在一种非常不同的气氛中进行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曾（在对印度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着重指出《阿育王》“已达到了为实现全人类利益而联合的理念”。从《阿育王》到《甘地》，继承追随着和平友善的同一个理想；在阿克巴皇帝的政治与美学相融合的业绩中，雄辩地表达了这个梦想。阿克巴皇帝坍塌的皇宫废墟上，与其并列的，是波斯人、印度人、有时甚至还有欧洲人的风格，这宣告了让种族、信仰及文明和谐共存的愿望与可能。

本文摘自发表在社会科学国际公报上的一篇文章，第三卷，第四号，教科文组织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