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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朱自清认为：“现代人研究现代生活，比较地实在最为适宜；所以为真理的缘故，我们也应该有些人负这个责任。”并具体提出了“以现代生活为出发点的两种研究工作”：“一是专门就现代生活作种种研究，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学等；搜集现存的歌谣和民间故事，也便是这种研究的一面。一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旧有的材料里共同研究，一面可以完成各种学术专史，一面可以完成各种独立的中国学问，如中国社会学，中国宗教学，中国哲学。”[2]
在《诗言志辨·序》中，他说：“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3] 他正是抓住“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几个核心主题，搜集整理资料，辑录而成《古逸歌谣集说》、《诗名著笺》等。
在这些文章里，他提出了现代人的学术研究，不能只是以研究古代为职志，而要关注现代生活，也就是说，宗教、政治、经济、文学等都应当是现代学；同时，他也阐述了“搜集现存的歌谣和民间故事，也便是这种研究的一面”，“认识经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学术价值”，把歌谣学和故事学纳入到现代学术的范畴和轨道之中。这一原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在，也是葆有前沿意义的。朱自清的学术见解、学术风格及其学术研究实践，不仅是与当时“清华学派”的学术风格一致的，也与当时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歌谣运动”等思潮血肉相联。
在此“搜集现存歌谣和民间故事，也便是(这种现代)研究的一面”的学术思想下，朱自清一面撰写《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中国文学史讲稿提要》，一面于1929年春在《大公报·文学周刊》上连续两期发表了《中国近世歌谣叙录》[4]，同年暑假后开设了“歌谣”课程，并编有讲义。[5] 显然，《中国近世歌谣叙录》这个20世纪初歌谣收集与研究的目录，是为即将于暑期过后开设的“歌谣”课程准备的材料。
朱自清生前最后一年的日记中写道：“芝生（即冯友兰——本书作者注）谓余等之研究工作兼有京派海派之风，其言甚是；惟望能兼有二者之长。”[6] 显然，他对冯友兰的这一评价倍感温馨和认同。
（二）歌谣研究
朱自清在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涉及的很广，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歌谣研究遗产，是他在清华大学多年的讲稿《中国歌谣》一书。浦江清先生在全国解放后于1950年6月为其《中国歌谣》一书写的《跋记》里说：“朱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这课程是从1929年开始的，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他编好讲义四章：（1）歌谣释名，（2）歌谣的起源与发展，（3）歌谣的分类，（4）歌谣的结构；有油印本，题名《歌谣发凡》。在1931年，又增补了两章：（1）歌谣的历史，（2）歌谣的修辞，作为第三和第六章，改题《中国歌谣》，有铅印本。他的计划一共要编写十章，后面四章，粗具纲目，收罗了材料，没有完成。这是部有系统的著作，材料通乎古今，也吸取外国学者的理论，别人没有这样做过，可惜没有写成，单就这六章，已足见他知识的广博，用心的细密了。”[7]
这部书的确是他人没有做过的。在朱自清之前，虽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郭绍虞的《中国文学史纲要·韵文先发生之痕迹》和《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论及歌谣的起源，虽有胡怀琛撰《中国民歌研究》（出版于1935年）、钟敬文编《歌谣论集》（出版于1928年）但相比之下，胡著没有朱著来得深刻精审，钟编没有朱著来得系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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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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