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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位”的视角
长期以来，摄影与生俱来的纪实性一直被不同的人实践着。把镜头对准当下的、周围的和自身的真实，对准民间的、日常的和多样的生活细节，是当代纪实摄影的大趋势。中国社会再次进行重大转型转眼已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如何记录改革开放以来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25年来最大的纪实摄影展《中国人本》，从一个比较民间化的视角审视和集中展示了这段历史。这个展览广集数百中国纪实摄影名家作品，旨在通过影像的方式还原中国人的本真生活情态，以丰富、自由和多态的个人化视点，广泛而真切的细节，反映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提供中国式的人情场景，表现一个大时代的人文内涵。[2]
是的，再没有比一个处在转型期的社会有那么丰富复杂的时代影像资源了。
最深刻的转型，反映在以1978年为转折点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运动。为了理解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极其重要的转型期，《中国人本》的策展人以1978年为标志，选择了这之前的部分作品作为参照。从幸存的片断影像中，我们回顾了50－70年代一段亲历的历史。对于其中某些让中国大多数人不堪回首的往事，许多人宁肯选择遗忘。不到两代人，那个时代的许多影像已经佚失，仅存的也要加不少说明和注解才能让后人看明白了。虽然这些影像不可避免地散发着那个时代“虚拟影像”的气息，但我们还是看到，“纪实”作为摄影与生俱来的品质，总是顽强地从各种“创作原则”和“指令”中露出本真的面目。即使是地道的造假摄影，如“卫星田”的麦穗上可以坐一个人、深耕翻土翻到一人那么深等等，也双面镜一样反射出另一种真实――在那样的年代，人竟然可以如此的造假！
能够拍摄并保存这些影像的人是不可能多的，一是年纪，二是机遇――一种在那个年代几乎不可求的机遇。因此，谈到这类照片就不能不提的一位作者是李振盛。不像那些随时代“运动”沉浮的摄影师，李振盛的幸与不幸都在他始终参与、记录并保存了一段震惊世界的历史。在那个年代，与崇高的虚幻投影连体的，是被扭曲的人性本相。通过广至大规模群众集会、批斗会和集体虐待运动，微至个人和家庭的极端信仰及其种种近乎变态的“献身”行为，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民”提供了一面自视和自省的镜子。著名纪实摄影家侯登科解剖道：“曾几何时，‘人民’还是神圣崇高的理念！它随机于政治和权威，既可在翻手为云中具体为群体的疯狂，也可在覆手为雨中抽象为个体的虚无，以‘人民的名义’实施非人于人。这个时期的‘人民’，就是不与人们的个体存在认同，仿佛个体只配做‘人民’的注脚，或者干脆就是‘人民’的奴隶、役从、杀手、倡优，也就难怪人民造孽受罪自虐自找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虽然权威的过错也是人的过错），确是当事人的过错。错就错在从我们的先人到我们（但愿后人好些），习惯上不把自己当人纳入‘人民’，少有独立的历史条件或人格条件。”[3]这是一种“下位”的反观角度和反省角度。遗憾而且危险的是，不是所有的“当事人”都具有这种可贵的角度。许多人选择回避，企图让记忆剥离，却又不可能真正回避或剥离――不是从记忆上剥离，而是从灵魂深处剥离。我很难忘掉李振盛那组红卫兵剃“走资派”阴阳头的系列图片，那位挤不上前动手的弱小少女，最终以往被斗的老人脖子里塞碎发使他难受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革命”愿望。李振盛图片的巨大价值在于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全民疯狂的年代，反思历史决不是少数人的事。他的影像叙事是连续性的，被拍摄对象的时间跨度长达几乎半个世纪。绝的是他居然能找到几十年前的被拍摄者，让当事人和他的老照片一起合影。比如当年慷慨激昂、全身挂满领袖像章的军人和现在身体发福、神态平和的干部判若两人，当年由于拥有两块手表被批斗的“走资派”现在心安理得地站在塞满名酒（别人送的）的酒柜前，当年带红卫兵砸抄寺庙的“反水”和尚依然油光水滑、拿着手机运筹帷幄……当历史镜头和现实镜头再次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种更加意味深长的隐喻。
1980－90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最有意味的20年。许多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告别构图完美的“摆拍”，走向街头去抓拍那些过去不屑一顾的“非主流”影像的。这种影像在优秀的摄影家那儿，同样可以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题材。安哥连续出版的两本书：《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视觉80年代》和《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视觉90年代》，[4]即是用摄影记录的改革开放20年转型期中国社会百态。不拍风云人物或转瞬即逝的流俗影像，他拍老百姓。不慌不忙，不张不扬，都是你我天天都见的东西，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经历芸芸众生经历的东西。读他的两本书，我读出了当代人类学的意味，那就是某种民间的或“下位”的视角，混迹于“我者”当下状态的叙述。
一位他的同行在比较了其他人也是那个年代的作品后，这样评价安哥的摄影：
……看（某些）记者拍摄的8O年代，发现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图片：反映农村改革成果，便是一张农民挑担下船去卖菜的照片；反映人民生活富裕了，便是一张房中摆了一台电视机场面的照片。在8O年代，摄影记者大多用这样图解式的照片反映伟大的改革开放，我们看不到人物的感情、心灵的震颤、生活的趣味，更少见能把老百姓面对变迁时的微妙心理刻画出来的决定性瞬间。而安哥是成组拿出来的。相比之下，我要说，安哥在摄影记者中是先知先觉的，是出色的。这种先觉，是因为他立场的正确，即老百姓的立场，而非居高临下的眼光，还因为他自然活泼的天性。他是个有人情味的好玩的人，他就以这种性情走入百姓，用相机享受生活的快乐、朴实，与此同时，他没有注重或留下那些偶发事件或建筑、庆典这类东西。事实证明他的选择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怎样去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就应该这样记录，从老百姓的脸乃至眼神里去看。其实领袖早就教导过了，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不去拍摄普通人的普通感情，我们会错过历史，我们会失职。[5]
摄影家颜长江说出了纪实摄影的重要特点：走入百姓，从老百姓的立场，从老百姓的脸乃至眼神里去看。任锡海、林永惠、韩磊、李楠、萧云集、叶健强、王彤、谢海涛、宋布军等一大批纪实摄影家，都试图在自己的身边以一种随和的心态去观察和体认生活本身，寻找那些特定的、往往容易被忽略却又能永恒的东西。[6]正如海南摄影家黄一鸣说的：“拍摄照片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表现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现状，表现身边的普通老百姓，表现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方方面面。”[7]他们拍摄的劳动者、市民和各种小人物影像，记录着百姓眼中世态炎凉和他们经历的岁月沧桑，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一种具有历史感的英雄主义。
当然，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所谓“历史感”，常常是通过时间的消逝来诉说岁月沧桑的。黑明的知青题材，看似怀旧，但你稍凝神，却会在荒诞的影像组合中发现一种具有历史感的黑色幽默；再回味，是无限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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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邓启耀的博客 2007年10月3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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