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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中国的这类动物报恩故事：中国的这类故事和日本的有些不同，有着自己的特点。日本的多以表现“报恩”观念为重心，而在中国，虽然也将“报恩”当作一种美德，也讲求“知恩图报”“有恩不报非君子”，但并不像日本人那样将“报恩”看作是无条件的，中国人讲的“报恩”是以“仁义”为前提的，“施恩”正是得宝人“仁义”的一种表现。所以在中国的这类故事中，“报恩”一般只作为主人公获得宝物的合理性解释，相应地在中国，动物报恩的不同方式就不能引起人们更多注意，故事的形态就相对少一些。中国汉族的故事与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如朝鲜族，蒙古族的一些特点略有不同，所以此处和下文有些地方会分开来论述。
其中，汉族的一则《船眼睛的故事》较有代表性，它讲一个船主的小长工，救了一条黄神鱼，用拭过黄神鱼眼泪的手擦眼睛，就可以看清海底的鱼群。小长工因此被抢到渔霸的家里。为了大伙的利益，他没有办法，就让母亲将自己的眼睛挖下来，捣碎，用它画船眼睛，这样就可以帮助广大渔民。很显然，这里报恩的观念比日本的故事淡化得多，围绕宝物而展开的现实生存斗争才是故事表现的重心。在印度的宝物故事中，有一些也有这样的特点。
中国朝鲜族的这类故事和日本的特点最为接近，其报恩的观念比汉族的故事要浓重，但也并不以“报恩”为重心，而是更强调得宝人的良好品质，其中特别突出“孝”的品质观念。因此，在朝鲜族的许多故事中，很多得宝人是孝子，还有的是孝女（这点在下文相关处也时被提及）。
朝鲜族的故事《姑娘和癞蛤蟆》中就是癞蛤蟆向孝女报恩，曲折动人。这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传统文化观念。“孝”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与诸德之首，因此中国有所谓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之说。“孝”是基于宗法意识的敬祖先与重视血缘关系的亲情而产生的，它是中国家国一体制度的伦理政治的基础，有的学者甚至断言“孝”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大本[2]。另外，据考察，古时朝鲜族民间就有尊老的习俗[3]，有老人节并且十分隆重，它使老人们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聚在一起，历数、质问不孝顺的儿女子孙。由此可推断，这类故事应该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
印度的动物报恩故事显现出浓郁的宗教色彩。如《忘恩负义的王子》中，一个和尚救了一条蛇和一只老鼠，蛇和老鼠前世都是有钱人，因为吝啬，死后才变作动物，守着他们前生埋下的钱财，他们成为动物后开始疏财。这个故事模式在其他民族中也较常见，比较之下，笔者发现印度的这个故事中增加了蛇和老鼠前世经历的情节，所以与其说这个故事在表现报恩的观念，还不如说是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的宗教观念在起作用。这也符合印度教和佛教的教义。
东南亚的动物报恩的这类故事存在着与东亚、印度故事相异的特质，反映出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其特点主要从人和动物的关系上体现出来，故事中经常出现人从动物那里夺取宝物的情节。如：缅甸的《神锣》中，有个种田的穷人，他偶然发现了一个大猴子的银锣的秘密，伺机将猴子打翻，抢走了神锣，实现了很多愿望。可是由于他的贪婪，最后他又恢复成一无所有。在伊朗的故事《种蚕豆的农夫和乌鸦》中，农夫抓住一只乌鸦，逼迫它给与宝物，虽然因为屡次犯禁失去宝物，但最终仍过上了好生活。与上面的《神锣》相比，它的结尾明朗。另外，《杜安历险记》（印度尼西亚）和《伐木人和老鼠》（柬埔寨）这些故事中，得宝人的态度也明显积极主动。东亚的故事中则普遍是动物自觉报恩、主人公无意得宝的情形，人和动物的关系较为自然和温和。可见，在人和动物的施受关系上，东南亚、东亚和西亚三者间又存在着差异。
二、动物充当帮助者，使主人公得到宝物
在亚洲民间宝物故事中，宝物获取和动物相关的第二种情形是动物充当帮助者，使主人公得到宝物。这类情形最主要的特点是，在主人公得宝的过程中，动物给予关键性的指点，使主人公顺利获取宝物。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得宝人和动物的这种关系通常和第一种情形交织出现，因为动物往往是帮助得宝人从另一动物处直接得到宝物；亚洲诸国的情况大抵都是如此。
中国和日本的此类故事都具有上述特点。日本的《神耳》和《魔巾》这两篇故事内容大致相似（很可能是同一母题的变体故事）：都是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在海边救了一条鲷鱼（都是龙王的女儿），男子在鲷鱼的指点下，从龙王处得到宝物（都是可以听懂生物语言的宝物），结局都是在宝物的作用下又得到了另外的财宝，还娶到富家小姐，获得了人生幸福。可见，这两则故事都不是以独立的形态出现的，而是和上一节中的第一种情形相复合而构成。
不过，中国和日本的这类故事中的动物帮助者多以使者的形象出现，且使者多是以乌龟为主的水族动物，这是有意思的现象。这也使得两国的这类故事在亚洲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例如中国朝鲜族的《善良的拔卫》和日本的《浦岛太郎》中都是乌龟充当使者。
除了上面的共同特点以外，中国的这类故事还有自己的特色：动物似乎更喜欢化作女人来帮助主人公。其中得宝人的良好品质成为获得动物帮助的合理化解释和前提，这符合中国人普遍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它与日本故事中的动物化作女人以报恩的动因明显有别。这里，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中国朝鲜族的《金蟾公主》和《蛇姑娘》，其中金蟾和蛇都充当帮助者的角色，化作女人嫁给穷小子（孝子）是便于更好地帮助他。这些动物化作女人是出于钦佩和怜悯，而不是报恩。另外，在中国的这类故事中，动物给予帮助的具体情况相对复杂。这和日本宝物故事中动物报恩方式多样的原因相类似。例如《牛郎织女》中，老牛不但出言指点，它死后，牛皮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雀蛋》（壮族）中的孔雀给了老爹一支羽毛，再由羽毛引领着他的两个儿子去寻宝。这些帮助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具体的动物也多种多样。（前面说的使者动物多是乌龟，这里说的充当帮助者的动物种类是多样的，请注意上下文语境的不同。）
动物给予人类帮助这方面的特点，印度和西亚的同类故事呈现出较多相似性，并且主要从动物对人类帮助的具体方式和结果中表现出来，二者同时体现多方面的人生愿望，其中甚至有权力方面的愿望，这在东亚的故事中不常见。例如：印度的故事《富人和鳖》，富人在鳖和蛇的帮助下，不但躲过了灾难，获得了财富，还被封了大官。印度其他的故事中，还有在动物的直接帮助下主人公当上国王的结局。这种帮助结果在东南亚的故事中也不常见。
上面的特点在西亚故事中有着更为鲜明的呈现。相应地，得宝人也常常需要得到多种宝物，同一个故事中出现的宝物也就更为多样化，丰富的宝物种类寄寓着人生多方面的梦想，如美食、财富、武力、权力等。与此对照，在东亚的单篇宝物故事中，宝物的种类相对单一，侧重于寄托个人生活和家庭幸福方面的愿望，故事的结局也很少指向尘世生活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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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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