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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记忆论之于民俗学研究
记忆论应如何引入民俗学研究?民俗学可在记忆论研究方面发挥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民俗学者理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首先，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口述史研究以及战争与灾害记忆的研究，民俗志的书写也离不开记忆论。对此，王晓葵认为:“民俗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民俗志的方法，而传统的民俗志的撰写工作，往往是直接对口头传承的访谈记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民俗事象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外在形态。比如很多地方已经不再使用耕牛，相关的农具等也不复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者相应的民俗已经消失。……如有需要，他们(老农)是可以回复这个民俗事象的。这种现象，日本民俗学家樱田胜德称之为‘潜在民俗’。所谓潜在民俗，就是保存在人的记忆之中的、失去了外在形态，但是经过记忆的重构，是可以恢复原来的形态的。因此，民俗志的书写，开始越来越依据记忆的材料。”［5］(P278)记忆的材料固然是民俗志研究与书写中的重要材料，但仅将记忆看作关于过去事情的回忆，确有片面性。因为如前所述，记忆研究的不仅是过去，更重要的是当下。小关认为: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和“记忆的主体，即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所属集团的自我认同的本质，复杂地交织在一起。”［6］(P5～22)因为“‘民俗’及与‘民俗’关系密切的‘文化遗产’的承担者是当今的民众，他们本身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民俗学现在不断地对那种变了形的现场进行调查并尽量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可问题是与‘文化遗产’关系密切的亘古的‘记忆’里没有包括当今的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学正试图刻画现在承担着‘文化遗产’的民众的生活，作者也认为应当这样做。本文所论及的正是这样的‘现在’的记忆。”［7］(P302)过去的记忆与现在的记忆应有机地统合在民俗志的研究与书写中。
其次，“非遗”项目中保护的其实就是“记忆”，既有“物质上的记忆”也有“身体上的记忆”。王晓葵指出:“人们往往认为，文化遗产是为了保存或者唤起过去的‘记忆’。……其实‘文化遗产’保存的‘记忆’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在人们回顾过去时产生的。”［7］(P299～301)笔者赞同王晓葵的说法，记忆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与人的回忆行为发生关系之后的特殊产物。民俗学的记忆研究不只是记录与整理。因为，仅仅将记忆存档并不等同于文化记忆，只堆积资料而不进行甄别筛选，便缺乏感情与历史的投入，也不能表明其与当下的联系。记忆研究指的不仅是记录访谈录音，记录的前提是访谈，访谈的视角、如何访谈等本来就极为重要，这些也值得探究;如何记录也很关键，按照学界多数学者的观点，民俗学的记录不但要记录谈话内容，而且要注意观察和记录访谈现场的气氛、环境以及被访谈者的表情、动作等细节，这些是连视频都无法“完整记录”的重要内容，更不用说录音和笔录了。更重要的还有“记录何为”的问题。退一万步讲，按照理想状态，我们把发生在访谈现场的“所有”内容一应俱全地完整记录了下来，但记录的目的是什么?记录的内容作何用途?难道仅仅把民俗学研究看作资料搜集的手段吗?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在进入田野之前就应弄清访谈目的、田野作业的旨归、民俗学研究的追求等问题。
再次，民俗学目前还面临着一个与大众传媒紧密纠缠的问题——即媒体与记忆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众包括“非遗”传承人都深受媒体的影响。较早注意“文化记忆”与媒体之间关系的是阳·阿斯曼(Jan Assmann)和爱蕾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他们的贡献是突破了哈布瓦赫的视野，将媒体引入记忆研究领域。他们认为“文化记忆”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走过了三个历史阶段:口头叙述阶段、笔录阶段与印刷阶段。阿斯曼夫妇非常反感印刷技术发展以后文化记忆的发展状态，他们指出，正是由于“文化民主化”，才使得“文化传统不是得到了保护，而是得到了(不必要的或是别有用心的)更新，回忆也就变成了编造，‘文化民主化’必然使传统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8］(P114～140)。客观而言，阿斯曼夫妇的这种观点显得片面，事实是，逐渐发展的大众媒体使得人们的回忆意识慢慢地变成了生产消费品与消费人为编造“历史”的状态［8］(P114～140)。当消费欲望超过文化传统保护理念的时候，记忆文化便会为“眼球文化”所代替，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斯曼夫妇大声疾呼“记忆的危机”也就理所当然了。笔者以为，阿斯曼夫妇的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对那些利用媒体制造社会记忆的权威势力的批判，也就是说，他们的批判对象不是媒体本身，而是制定记忆政策的威权者，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这种批判在当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如今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依靠媒体形成自己的社会记忆，在大众传媒的强烈冲击之下，口头叙述显得如此稀缺与无力。因此，媒体与社会记忆的关系问题依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深远话题。概括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值得思索:一是大众传媒如何帮助人们建立社会记忆?二是不同阶层的社会记忆如何反过来影响媒体的叙述，从而在媒体上表现出来?这一点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的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一方面传承人的身体记忆为媒体的言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媒体的言说又影响了传承人的言说与身体记忆，二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值得考察。
另外，笔者认为民俗学的记忆研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记忆的选择性
记忆都是有选择的，记忆或忘却的标准分别是什么?为何记忆这个而忘却那个?记忆的标准与原则是什么?不论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还是文化记忆，都是选择的结果，这里就存在选择的原则与标准的问题，而这也就是需要着力探讨的内容。
选择的原则与标准并不是客观地存在于那里的，而是受到各种外界因素影响的。“从技艺规定身份这个角度看，应该记住什么，忘却什么，就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记忆的策略’的问题，而更是反映了这个人或这个民族现实的需求，也反映了该人或该民族面对过去的道德责任和勇气。这种记忆的需求和面对过去的道德责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记忆，规定了这个人或这个民族怎么看自己以及希望他人怎么对待他/它。”［2］(P2)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区分了“记忆”与“回忆”，认为回忆是过程，记忆是结果，并且指出:“既然个人回忆的前提是社会需要，记忆是回忆的结果，那记忆也必然充满瑕疵。记忆是社会回忆过程中的重新建构，是一种社会行为。换言之，记忆本身和它所涵盖的事件本身之间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在记忆的构建过程中，事件有所丢失，也有所补充，但作为回忆的结果即记忆和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之间绝对不是等同的。回忆是有策略的，社会的忘却和记忆有一部分是迎合了当权者或者是社会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某种需要。”［9］(P66)如上文谈到的媒体与记忆的关系，其中隐藏的威权势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2．记忆建构身份
“在现实社会，一个人的身份，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无不与这个人、这个民族对自己过去的记忆有关。”［2］(P2)可见，不论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还是社会记忆，均不同程度地具有建构身份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建构身份是记忆存在的最本质特征之一。“在塑造自己的身份时必然要求我们找出能说明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一连串事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从无数的经验中筛选一些我们认为可面对今天的事实，同时我们又根据事实的重要性来决定我们的筛选。记忆就是这个筛选作业的产物。没有忘却就没有记忆。”［10］(P170)记忆建构身份的过程实际就是把过去与现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是一个赋予过去事件以一定意义的主体行为，其中含有充分的主体性。
回到田野个案，朱仙镇木版年画艺人郭太运的身体记忆有助于他现在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身份的塑造，因此，探究身体记忆(包括郭太运本人的身体记忆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身体记忆，包括政府相关资料的记忆即记载或记录)是如何塑造的以及塑造的过程等，搞清楚身体记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3．记忆的对峙性
不同主体对同一件事情的记忆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便出现了不同记忆的对峙与共存。例如，在上述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郭太运的身体记忆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身体记忆中，存在着官方的记忆与民间的记忆、公共的记忆与私人的记忆、正式的记忆与非正式的记忆、“正确的”记忆与“错误的”记忆的对峙与共存。上述现象在现代通信技术高度发展之后，在非政府组织大量出现之后，更加凸显出来。
“不同的群体对似乎是同样的‘过去’，明显有着不同的‘故事’，而这不同的故事，则限定着这些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甚至限定了他们对未来的设想。”［2］(P6)面对不同的记忆与叙述，民俗学者究竟应持何种态度?笔者以为，最先明确的便是不同的记忆是如何进行叙述的?诸如此类的不同的叙述方式因何得以存在?在分析这些不同记忆与不同叙事时，关键不在于探讨其合情合理性，而在于探讨它们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另外，还存在一种比较特殊的“对峙”，即同一个人的“不同的记忆”。在郭太运的“身体记忆”中也包含着这种“对峙”，也就是说郭太运的对自己记忆的讲述以及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等民俗的讲述，都不完全是他关于记忆与民俗的最本源的“知识”，而是通过与外边世界“比较”之后的“知识”。简单地说，就是针对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时间段或在不同的场合，传承人也有不同的记忆与言说。究竟哪一种记忆与言说是正确的?这不是笔者着重讨论的话题，不同记忆与言说的形成原因与过程才是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所在。不可否认的是，传承人在受到媒体影响的过程中主观上认可威权势力的话语权，而对自己的本来记忆产生了疑惑甚至是背离。
4．个人记忆与社会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是社会记忆研究的鼻祖。在他之前，学界对社会记忆的研究重点几乎都放在了生理遗传条件或心理条件方面。哈布瓦赫对社会记忆的研究具有名副其实的颠覆性。他认为，个人记忆由社会来决定，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不可分割，集体记忆可以共享并且可以传递给后代，并且指出集体记忆存在于现代社会和一些社会团体中。哈布瓦赫非常关心个体记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在社会里人们才能获取他们的记忆。也只有在社会里人们才能回忆，认同其回忆以及使记忆找到自己的位置。”［11］(P38)按照其观点，个人记忆只有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相对，个人记忆具有社会性并受社会的制约。因此，民俗学对个人记忆的研究意义重大，例如对传承人等人口述史的研究便显得格外紧迫，因为这些看起来属于个人记忆的内容其实与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集体与社会的某些内容与动向。透过个人记忆，来审视集体和社会的某些变化与特征，才是研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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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谷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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