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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少数民族典籍对外传播的对策与建议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少数民族典籍的译介与传播逐渐受到重视。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涉及两方面要素。一是典籍作品的翻译，二是翻译作品的对外传播。翻译是基础，传播是目的，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赖。翻译文本选择是否恰当，翻译策略运用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翻译产品的质量，进而影响传播效果。同时，高质量翻译产品的输出依赖有效的对外传播途径。
(一)提高翻译产品的质量，为典籍争取更多受众和生存土壤
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能否取得良好效果，与我们的文化表述方式密切相关。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接受涉及到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会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翻译目的、译者、读者、文本类型的不同会造成原文与译文在意义、长度、体裁、风格等方面的差异。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既要考虑原语文本的特点及存在的语境，又要考虑当代译语读者存在的环境及对译文的可接受性，只有这样，才能翻译出真正好的作品。只有动态顺应了少数民族典籍语言、社会、文化、认知语境的差异，在原文与译文间建立最佳关联，才能使译文既能够准确全面地传达出典籍的深厚内涵，维护典籍文本的独特性，又能促成译者、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跨越时空间隔进行有效的思想沟通，实现跨文化传达与交流，从而达到传播与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目的。
(二)优化学科建设，培养民族典籍翻译人才
翻译产品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译者的翻译水平。因此，优化翻译学科建设，培养大批优秀翻译人才是民族典籍外译与传播的关键环节。在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民族典籍外译的需求量逐年加大，这就要求翻译教学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结合时代特征，将翻译人才培养的国际化与民族化结合起来，多措并举，加强民族典籍外译的学科建设，培养高水平民族典籍翻译人才，储备民族典籍翻译人才。例如，首先可以在高校翻译专业培养方案中增设民族学、民俗学、民族语言、民族典籍翻译实践等课程，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典籍翻译人才。典籍作品的翻译必须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统习俗特点的同时进行创新，转换内容表述方式，以为他国受众所接受，这就要求译者不仅具备双语能力，而且要熟悉两种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文化形成过程、历史宗教等风俗传统。其次应加强校校合作。学校与学校间应建立合作机制，以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为目标，取长补短，建立团队，协同培养典籍翻译人才。目前，国内多所高校(如：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已成立典籍翻译研究所，在其引领和帮助下，我国定能培养出更多高水平的民族典籍翻译人才。再次，还应加强校企合作。学校应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合作，联合培养翻译人才。民族地区高校以及民族院校更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加强与民族文化产业、部门等的合作，将学界与业界结合起来，在培养人才过程中紧跟市场发展，切实参与企业实践，既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化问题，又为民族典籍翻译人才的培养积累经验。
(三)加强民族典籍翻译行业领域建设及资金支持
应在更高层面从国家利益出发统筹部署、统筹安排、统筹实施典籍翻译工作，并及时转化细化到配套政策层面。从政策入手，健全民族典籍翻译工作管理体制，合理设置民族典籍翻译机构，逐步建立实施翻译机构准入制度和评估机制，包括研究制定民族典籍翻译工作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使翻译、审校、编辑、检验、意见反馈、责编和保密等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形成规范;研究论证民族典籍翻译从业资格认证和等级考试制度;制订典籍翻译成果价值认定和稿酬支付标准方案;改进奖励机制，设立专项翻译家奖项;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力度(如加大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等项目的立项支持等)。设立规范、选择译者、疏通渠道、搭建平台是民族典籍外译助推文化走出去的必经之路。
(四)加强国际合作，拓展海外资源
海外(如，英、法、美等国家)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与研究由来已久，已推出许多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成果。应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海内外学者少数民族典籍研究的作用，为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走向世界铺平道路。例如，应尽早建设全球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后备人才库，加强国内典籍翻译研究者和国外典籍翻译研究者的交流与沟通，国内外应互派访问学者，互相聘请专家举办讲座，定期举办典籍翻译国际研讨会，及时掌握彼此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应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国内外出版社加强合作，协力开拓海外市场，并研究国外出版社的选题标准，做到有的放矢。国内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的联姻对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能否走向国外有着重要影响。另外，出版机构、外推机构等如果能够促进原作、中外译者间的良好对接，形成畅通交流机制，则会使译本在出版发行与宣传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总之，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国家层面的协调和统筹规划下，要充分调动政府和民间、国内和国外等各方面力量，集中国家的资源优势，把文化国外传播战略与外交、教育、人才等战略结合起来，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形成合力，发挥少数民族典籍对外传播的整体效应。
(五)拓宽少数民族典籍对外传播的路径与模式
少数民族典籍对外传播是软性的、浸润式的文化传播。文化传播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努力，这是对外传播的横向路径;需要秉持和谐传播理念，建构文化对外传播的全新跨文化思维路径，寻找文化传播的有效传播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领域全方位创造有利于文化推广的稳定传播环境，这是对外传播的纵向路径。另外，从传播模式上讲，要做到多语种、多版本、多介质、多渠道，才能真正达到文化传播的作用。除了纸质图书外，数字化的电子产品和音像产品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应大力发展。于丹的《论语心得》有精装、简装、MP3等33个版本，英语、法语等29个语种，远销50多个国家，为我们对外传播少数民族典籍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总之，在当前重要战略机遇下，尊重差异，促进传统渠道的革新，发挥新兴渠道的优势，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推动少数民族典籍的对外传播，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而且能够为全球文化的繁荣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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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6年8月5日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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