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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还认为：在中国可能因为青藏高原的存在，而导致了特殊的气候格局，常年洪水频发，已经不是躲过一次洪灾就能解决的问题了，所以才有了大禹治水的民俗故事。世界历史考古也做出推断认为：中国上古时代部落几乎都生活在地势高的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而不是肥沃平坦的中原地区;而且就在同一时期的上古文明的埃及、波斯、巴比伦以及中国都处于地球的同一个纬度，大概就和更为远古的冰川融化与大洪水频发有关。可见从那个时代以后洪水灾害及人们的受灾、禳灾、治水、防灾和救灾等等，已经成为常态化的历史民俗文化生存经历。
说罢了大洪水之灾，还不得不转到大旱之灾以及由旱灾引发的多种虫灾，比如蝗虫之灾等等。在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中，旱魃是与洪水神话相对应的厉鬼神话传说的主角。说到旱灾，民俗学者都会用古代“后羿射日”的神话做例来说明古人与旱灾做斗争的理想。羿射日神话的表述很具有为民除害救灾的意味。“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十日，落沃焦，万民皆喜。”古代的文献记载如下：《诗·大雅·云汉》：“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仅记载了大旱灾情严重，还记载了大旱后果带来的虫灾。《神异经•南荒经》：“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所之国大旱。一名格子，善行市朝众中，遇之者投著厕中乃死，旱灾消。”《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应龙，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孟子•尽心下》“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论述大旱和久雨时说：“阴阳相混，旱湛相报。”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祭旱求雨的信仰仪式，《公羊传•桓五年》：“大雩者何?旱祭也。”《左转》里也记载初夏之时求雨之祭称雩，在《春秋•谷梁传》里记载：“人力尽，是月不雨，则无及矣;是年不艾，则无食矣。”“天子雩上帝，诸侯雩上公。”历朝历代多是天子诸侯亲临南郊，躬身自责行祭，令童男女几人，手持雉羽而舞，吁嗟求雨。在《周礼•地官舞师》中还有关于旱祭求雨舞蹈“舞雩”的记载。早在周代就有在大旱之年各地清除“旱母”的巫术，或在山野林间寻觅挖掘怪兽凶尸，处以极刑，禳灾祈雨。甚至有的诬陷妇女为“旱母”，血腥残害，用作牺牲求雨。史书列传也有记载。如《梁书•安城康王秀传》附记有：南浦侯“出为戎昭将军，吴郡太守。所临必赤地大旱，吴人号‘旱母’焉。”难怪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七月三日》诗中记载：“退藏恨雨师，健步闻旱魃。”
直到今天，山东、山西乃至中国西北、东北各地都还有关于旱魃或消除旱魃的种种民俗文化记忆的传承。
在水旱两大灾难面前，做为农耕文明古国的中国民俗传统，创造并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传统事象。其中，千百年来遍布城乡的龙王庙的建制正是最大的特征。龙王庙会的香火，除了特定地域的洪灾年份祈求制止洪涝灾害的祭祀外，更多的频繁不断的祭祀香火，几乎都是为久旱无雨的大旱灾举办的。多少世纪以来，在古老的官方民俗志从书里，都有民众求雨传统习俗的记载和描绘，包括“文求雨”(又称“善求雨”)和“武求雨”(又称“恶求雨”)的详细程序和民众靠天吃饭与和天斗争的被逼无奈。一句谐趣自嘲的俗语“大水冲了龙王庙”，道出了众百姓生灵在无情大灾临头时的叹息。以至于由水旱灾害引发的蝗虫灾、瘟疫灾的扩大蔓延形成的民间六月六祭虫王;自南宋以来各地都有当地祭祀“驱蝗神”的大型迎神赛会活动，明清两代在开封一带流行有正月十三祭“驱蝗神”刘猛将军庙的习俗，会期间当日夜晚，民众齐集庙前，鸣锣击鼓，架木柴成井字形，举火点燃，烈焰冲天，名曰“烧蝗”，随后众人持火把呼啸而去，或奔向田亩，显示灭蝗。此外，各地各民族风行的送瘟神、驱疫鬼习俗等等都是民俗学面对的灾害、防灾、减灾、救灾、灾后抚慰灾民心理创伤等重大课题。
从中国自然灾害的历史也可以清楚地证明，水旱大灾在中国的频繁发生已经形成常态化。也可以说中国的几千年农耕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灾害苦难的历史。据国内外研究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权威学者们的一致看法认为：在所有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中，诸如地震、山崩、台风、海啸、火山喷发、洪水以及急性传染病等爆发性的灾害，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类似于旱灾这样的渐进性灾害，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是纵观中国历史，旱灾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苦难，给中华文明造成的破坏，要远比其他灾害严重得多。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在其关于中国人口历史的研究中即曾断言：“旱灾是最厉害的天灾。”距今3800多年前(公元前1809年)伊洛河流域的大旱，即所谓“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是中国最早的大旱灾记录。这些学者查阅了大量的古文献资料，包括各种史志书上的民间辑录，做出了接近确实的统计数字。据查《邓拓文集》第二卷《中国救荒史》的统计结果：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旱灾共1074次，平均约每3年4个月便有1次;水灾共1058次，平均3年5个月1次。旱灾发生的频率总体上大于水灾，不得不令人深思。同时，就历代各地民俗歌谣考察，对应历史上的统计后果，可以发现，旱灾引发重大饥荒的频次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死亡规模，更非其他灾害所可比拟。单就中国历代二十五史官史的资料统计可见：自汉代以来，因各类自然灾害导致求生性的人食人事件经常周期性地发生，而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由旱灾引起的。明清至民国时期，全国共发生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灾害221次,其中水灾65次,飓风53次,瘟疫46次,旱灾22次,地震21次，但各灾型的死亡人数并不与其发生的次数成正比，尤其是旱灾，为数仅居第四，死亡人数却处于诸灾之首，共计30393186人，占全部死亡人数(42737008)的71%。而且从明代，经过清代，直到民国时期更加严重，愈演愈烈。其中1876—1879年的三年华北大旱灾，山西、河南、陕西、直隶等受灾各省共饿死病死人口950万至1300万，最高估计多达两千余万人;1892—1894年晋北大旱，死亡100万人;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河南1省死亡人口约300万人;1943年广东大饥荒，死亡50万人(一说300万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由旱而荒并因之导致大规模人口死亡的事件，仅仅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次，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公布的数字，即已造成千万人以上的人口损失，可见旱灾危害之巨大。至于特大荒旱惨烈的灾情，在民间谣谚、民间小调、民间小戏、民间大量的口头传说和口述史中、地方志的记载中广泛流传，影向、响深广。例如，。明万历43年至44年，山东全省连续两年遭遇大旱，饥民“咽糠粃，咽树皮，咽草束、咽豆萁”，大多数人最终都难免一死，“或僵而置之路隅，或委而掷之沟壑，鸱鸟啄之，狼犬饲之，而饥民亦且操刀执筐以随其后，携归烹饫，视为故常”。众多家庭纷纷卖妻鬻女，以求渡过难关，故而各地广泛流传着“添粮不敌减口”，“卖一口，救十口”等民谣在《古谣谚》中多有记载。崇祯后期持续七年之久的全国性大旱，更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南北各地普遍出现人吃人的惨剧。许多并非传说的真情实录多被文人收集辑录，像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等古籍，都有令人怵目惊心的记述。这些触及民俗生活底层、触及民俗信仰心灵并触及民众生命极限的大灾大难，却多年来没有引入民俗学的研究视野，这不能不引起民俗学人的思考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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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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