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图让我们对“土人”的逐除活动有了形象而直观的认识，而且告诉我们“土人”逐除活动的更为详细的信息：傩队一共由八人组成，两人(应为儿童)举旗，一人戴面具执戈、若有所驱(很容易想起执戈扬盾的方相氏)，五人为乐队；使用的乐器包括鼓、锣、铙、长筒号。这种小型的傩队，明显属于乡人傩。《黔南苗蛮图说》成书于清代后期光绪年间，若图中驱傩场景是绘图者根据他亲眼所见而作的话，那么，迟至清光绪年间，黔东北地区仍然有特定时间集体性的沿门逐疫活动。

　　综上所述，无论是“除夕”还是“岁首”，都说明当地傩事活动是在特定时间进行的。不管是“遍各房室驱呼怒吼”，还是“逐村屯以为傩”，都是集体进行的沿门逐疫活动。也就是说，沿门逐疫在黔东北地区是得到了传承的。不仅如此，沿门逐疫在黔东北地区传承的过程中，还还演化出了一种新的形态——冲傩还愿。

　　三、冲傩还愿：乡人傩在黔东北的变异

　　如果从嘉靖《贵州通志》算起，至光绪《黔南苗蛮图说》，则沿门逐疫至少在黔东北地区传承了三百多年。然而，沿门逐疫在这一地区止于何时，却没有确切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沿门逐疫依然在这一地区每年举行的时候，由沿门逐疫演化出来的傩的新形态——冲傩还愿已经上演了。

　　冲傩还愿至迟在乾隆年间已经形成。乾隆末贡生胡端作《胡端禁端公论》一文，批判和主张禁止端公活动：

　　黔蜀之地，风教之至恶者，莫如端公。不悉禁，必为大害。吾尝观其歌舞，跳跃盘旋，苗步也；曼声优亚，苗音也；所称神号，苗族也。是盖苗教耳。而人竞神之，何哉?或以谓此巫教。巫教虽古，圣人亦不禁。且禁巫之盛，自周秦来，非一代矣。……而为端公者，亦不自知为苗所惑，遂群起效之，以为衣食技。而又引古之巫以自尊，决祸福，假于神，以诳煽妇女。小民无知，亦信其家人妇女之言，遂烧香许愿，敬其神，畏其鬼，争迎端公至家，歌舞以祷焉。……故曰：不悉禁，必为大害[端乾隆末贡生]。[⑨]

　　从胡端的描述来看，他所说的端公的活动，与今天仍然存活于黔东北的冲傩还愿基本一致。胡端主张禁端公，由于乾隆末时“无知小民”“争迎端公至家”。无疑，他所处的时代端公活动极为普遍。一种民俗事象由兴起到鼎盛，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如此说来，乾隆二十年《玉屏县志》中的“傩赛有祭”[⑩]，应该也是冲傩还愿的活动。

　　清中叶以后关于冲傩还愿的记载明显增多，此举数例如下：

　　嘉庆《桑梓述闻》：

　　有小疾患，辄以水饭泼之，曰泼水饭。送以香钱，曰铺花盘。疾稍重，则延巫跳神，曰冲锣，又曰背星辰。然知命者则不道也。聚金延僧道逐疫，曰打清醮。此则与古傩相近焉。[11]

　　不难看出，傅玉书提到的“冲锣”，是巫师受病家邀请而作，已非乡人傩的沿门逐疫。不然他不会再说“聚金延僧道逐疫，曰打清醮。此则与古傩相近焉。”

　　嘉庆《黄平州志》：

　　苗巫曰鬼师，汉巫曰端公。鬼师用鸡狗之属，间有用牛，汉人多效之，但不用牛耳。端公用猪、羊、鸡、鸭，每费八九两不等，名曰冲锣，跳舞叫号，语鲜伦次。信者殊多，习俗移人，贤者不免。[12]

　　道光《松桃直隶厅志》：

　　入冬还傩愿，亦古方相氏遗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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