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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陶思炎.略论傩及其文化系统[J].民俗研究，2013,06:77-82.
摘要：傩形成于原始农耕阶段，它借助面具、舞蹈等象征符号群建立起与自然世界沟通、改造的想象联系，以获得逐疫禳凶、除旧迎新的心理满足。它以仪式、表演、法物、图像、语言等来面对他界的神秘力量，展现出人的意志力和控制力，显示出巫风的性质。傩在传承、演进中，交织着巫术宗教、神话传说、民俗生活和艺术创造，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庞杂的文化系统。
[12]肖坤冰.岩茶产制中的“技”与“术”──兼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手工艺”[J].民俗研究，2013,06:83-90.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所涉及的“传统手工艺”（craftsmanship）一词实际上存在一个如何与中国的“技术”知识传统对接的问题。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生产制作技艺”之发明过程及其在当地的实践为例，中国传统手工艺应同时涵括“技”（Technology）与“术”（Witchcraft）两个部分。“技”的发明是在“书写文本”与“口头知识”的相互对比、参照、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除了强调专业性的生产技能外，传统手工艺这一概念还涉及“术”的范畴，包括物质环境、仪式传统、行业神信仰、风俗习惯等。
[13]杨帆.乡土文化的传承、延续、断裂与再造──以山东菏泽面塑手艺发展变迁为例[J].民俗研究，2013,06:91-96.
摘要：本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菏泽面塑手工艺的发展变迁为个案，试图在其生长的乡土语境中讨论民间手艺发生、发展、延续、变迁所体现的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断裂与再造的双重作用，并试图从民间手工艺发展过程中管窥乡土文化发展变迁的历程，从而探讨乡土文化的种种深层特质。
[14]彭伟文。从市井拳师到武术家的理想代表──早期黄飞鸿电影英雄形象的建立与其社会背景[J].民俗研究，2013,06:97-106.
摘要：黄飞鸿原本只是一名寻常市井拳师，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武侠片风格转换的节点中被搬上银幕。在这一过程中，黄飞鸿一系武馆弟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武馆所具有的由不安定阶层构成的拟血缘关系互助网络的性质，在电影的制作过程和作品风格中得到体现。在黄门弟子的直接参与下，通过不断地创造、积累，黄飞鸿逐渐被塑造成武术家的理想代表。
[15]唐韶军，戴国斌.梅花拳何以成为“义和拳运动”的主导力量[J].民俗研究，2013,06:107-114.
摘要：就梅花拳实用性（攻防技击）来讲，与其它门派武术没有太大差异，而真正具有显著差异的是其民间教门性质。梅花拳正是利用了这一特色，在“义和拳运动”中从三个方面成功制造了自己的主导地位：一是其信仰契合了“义和拳运动”的宗教性；二是其组织动员能力成就了“义和拳运动”的主力军；三是其“文场”制造了社会精英。将梅花拳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宗教文化构中进行考察，既是突破武术研究视角单一、促进学科交叉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以具体拳种为个案、由点到面研究武术总体规律的一次新探索。
[16]刁统菊.民俗学学术伦理追问：谁给了我们窥探的权利？──从个人田野研究的困惑谈起[J].民俗研究，2013,06:115-120.
摘要：民俗学正处在一个从对物的研究到凸显人的研究的转型过程之中，访谈对象的话语权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经常要报道民众生活中的实际故事，在尊重民众人生经历和话语的时候，有可能同时会带来一些以所谓隐私权和话语权为核心的伤害的问题，会带来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否会影响民众利益格局的问题。这种矛盾以前并非没有人遇到过，但现在却是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这一伦理问题？访谈对象既是研究对象，也是材料的提供者，但我们还要将他们视为可亲可爱的可交往的对象。要避免“审问式”访谈，追求“聆听式”对话，处理好我们和“你（你们）”的关系，“你”和“你”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你（你们）”和公众社会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地、一味地只关心自己的问题意识。
[17]袁明宝，朱启臻.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院落的价值和功能探析[J].民俗研究，2013,06:121-126.
摘要：农村院落是伴随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场所。它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单元，而且是社会文化单元，具有生产存储等物理空间功能和社会文化象征功能。强制性的撤村并居和农民上楼改变了农村传统居住形式和生产生活空间，使农村院落形态发生各种变迁，其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不断消解。然而，中国农村社会远没有到村落终结和农民终结的时代，农村村落和院落仍具备其存在的客观需求和文化社会需求。强制性地取消院落不仅改变了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也打击了农民精神生活和文化信仰。因此，新农村建设应充分考虑农村社会现实和农民基本需求。
[18]郭凌燕.地域文化的悲情叙事──以汕尾陆丰地区鬼节为例[J].民俗研究，2013,06:127-135.
摘要：进入农历七月，陆丰大部分地区便进入了“鬼月”，整个“鬼月”，各地会举行一系列普遍而盛大的仪式，以普度孤魂野鬼。在长期而反复的仪式展演中，鬼节成为区域民众的一种集体记忆，表达着他们的悲悯情感和地域认同观念，并在整体上形塑了他们的地域性格，进而对地域社会的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民间信仰氛围浓厚的陆丰地区的一种“标志性文化”。鬼节之盛，固然与民间信仰神秘的“后台”有着莫大的关联，但节日本身所蕴含的区域历史与民众情感却应该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19]周典恩.随俗与立异：江淮地区一个乡村基督徒的春节习俗[J].民俗研究，2013,06:136-141.
摘要：当代江淮地区的乡村基督徒在礼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乡土社会中通常会遵循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人处事。虽然他们形式上仍旧按照当地礼俗行事，但却从基督教的视角对其重新进行诠释，剥离了原先蕴含于其中的民间信仰意涵。当礼俗习惯与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格格不入时，基督徒为了标识其身份，维护其信仰而又不至于沦为乡民眼中的异类，便对礼俗习惯进行适度调适，创造性地实现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20]徐京波.从集市透视农村消费空间变迁──以胶东P市为例[J].民俗研究，2013,06:142-149.
摘要：集市是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消费空间，具有消费、交换、贸易等经济功能。但是传统集市又嵌入于乡土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它也具有社会交往、娱乐、社会认同等社会功能。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传统集市的社会功能开始减弱，经济功能则凸显，并且在传统集市之外，出现了超市、专卖店、专业集贸市场等新型消费空间。这些变迁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导致农村公共生活萎缩。在顺应农村市场化趋势的同时，如何重建农村公共空间，恢复公共生活，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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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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