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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习俗，意味着倒头饭的“竖筷插碗”在当下的生活中已经处于消失与潜存的交错状态，在中国不同区域及至大中华文化圈有着不同的形态学。不论哪种形态学，在老人心目中，意味着倒头饭的“竖筷插碗”是活态的，哪怕仪式不再举行。而对在场与不在场的年轻人而言，尽管老人在愤怒声讨他们对传统习俗的无知，但“竖筷插碗”这个动作以及呈现这个动作的符号与悲哀、死亡相关依然是那样的遥远。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的生活常识的变更，使得两代人之间的纷争没有结果。这个没有结果的对峙与争议是我们数代人为之努力的西化的现代学校教育的失败，也是过分依赖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的失败，更是规范现代化百多年来反传统教育的失败。与生活断裂的现代教育这一潜藏的弊端还远未进入教育学家们的视野，人们通常更关心的是天才的培养、高分低能、毕业即失业、名校的塑造或是否诵读四书五经等显在的表象。在这场因传统民俗而导致的冲突中，年轻人应该主动了解祖辈的传统，感受他们的心理，而长辈也有义务和责任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的晚辈传授或讲述这些在行动层面已经局部消散的礼仪。这样，让教育回到每个人自己手中，成为主动的、生活的，而非校门里和他人的，被动的和悬置的。
德国人诺伯特·埃利亚斯杰出的研究清晰地告诉世人，文明是一种不断变动的过程，是一种状态，而非一种标准与结果。 长时段观之，作为群体生活方式，也强调传承与记忆（包括群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民俗同样是始终处于变动过程之中的。有时间是量变，有时间是质变。量变主要发生在同一种文明形态之下。无论是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还是工业文明，在同一文明形态之下，同一民俗会因地域、群体与时间等变量的不同而有着五花八门的形式和样态，也就是学术圈所言的“异文”。但是，这些异文内在的骨架、程式则是相同的，并有相似的原形，枝节的差异则有着传承地域和群体的文化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内在必然性。通常以工具、技术为先导的质变主要发生在两种文明形态的交替更换之际，这在鲍金戈的《科技世界的民俗文化》（Folk Culture in a World of Technology）中有着清楚的说明。
虽然力图规范化，有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集体欢腾，也有着生态移民等种种光辉灿烂的口号与实践，但当下的中国依旧处在一个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科技信息文明等多种不同性质的文明交错并存且相互影响的时期。这就使得任何一个具体的民俗事象更加扑朔迷离，而成为具有认知意义的整体。在都市生活方式主导的当代社会，“竖筷插碗”雕塑的建与拆和由此引发的热议，不仅非常深刻地说明现代教育的不足，它更是一个值得深究的潜存多种观念的民俗事件，是可以借此认知当下中国的入口和圆心。
“竖筷插碗”是传统丧葬仪礼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动作和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规范，是一种软控制。这个动作与环节和在农耕文明时期儒家伦理得到整个社会奉行的中国人的宇宙观相连，与个体对世界、对自我的基本认知相连。无论是否穿西装打领带，也无论是否洋话连篇，对于今天大多数国人而言，下述观念还是存活在大脑之中的：世界有阴阳之分，人有躯体和灵魂之别，人死，其灵魂将奔赴黄泉，仍然在另一个世界存活，这就需要饱肚上路，不能让亲人做饿死鬼。
竖筷插碗这个动作也与香火的传递、孝道等人论观念紧密相连。自己给老人吃倒头饭，将来后人也才会给自己吃倒头饭，即自己的子孙才会仿效，才会行孝。眼下自己如此做也是为了将来给自己留后路。如此循环式的传承，一家人也才会在邻里之间落个好名声。当这个动作因多种原因无法或者不再举行时，仪式动作所代表的认知意义可能隐去，但其直接表达的哀伤就完全转化为心理意象存在于经历者的脑海之中，一旦相似的声、像、影等可感知的形式出现，就会唤起其类似的感觉。
与控制生育的计划生育国策相应，在政治强力的干预下，似乎文明、生态、绿色、环保的火葬同样在迅猛推行。火葬的高调推行、相当一部分人死在医院的事实和革命公墓丧葬仪程的盛行，使得“愚昧”“落后”的土葬不得不不停地退让、龟缩，处理死者和生者身体、灵魂的繁杂的仪轨被大大简化。但是，这一“发展”、“进步”的副产品就是，今天主流意识形态和舆论疾呼的重整社会和民族品性的孝道丧失了重要的身心操演的场域。再加之，整个教育制度本质的“去传统化”、普遍被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盛行，孝道回归的倡导也就更多地的沦为言语的调情和游戏。
简言之，民俗与行为、心理都紧密相连，有具体的承载符号和传承者，需要它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作为一种塑造也体现群体认同的文化、规范与自觉意识，民俗也会在群际交往这些适当的时候引发冲突。由此，也可以说作为群体生活方式、共有习惯的民俗是消逝的、潜存的、活态的，也是应景的。这更加需要我们在生活现场、在过程之中来了解、感受、认知民俗。
可是，在强调多快好省，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也是课题学术大行其道的当下，对于学术并非志业更非伟业而仅仅是谋生手段和策略的一种职业、一份工作的多数从业者而言，从过程中来调查研究民俗，将民众真正视为行动的主体，眼睛平视甚至仰视，进行主体间性式的研究，显然是费力不讨好也不合时宜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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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8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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