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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礼俗互动是中国思想史的本土特色
  作者:刘志琴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3-08 | 点击数:6110
 


  一、前沿学科的困惑

  历史学有许多分支,各门专业的命运并不一样,有的从大热变成大冷,如农民战争史,文革前是大陆最热门的专业,仅以发表论文计算高达3000多篇,位列史学论文之首;文革后,继续坚持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者已寥寥无几,近代史所由罗尔纲一手创建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在史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今已后继无人。文革前的大陆研究所没有一个文化史研究室的建置,也没有一个大学开设文化史课程,改革开放后文化研究率先复兴,一浪高过一浪,如今几乎没有一个大学不讲授文化史课程,文化研究遍地开花。像这样大冷大热的起伏,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少见,但有一门学科例外,那就是中国思想史,从建国以来长盛不衰。文革中反右,批儒评法,各科萧条,它一枝独秀;文革后反左,思想解放运动更促进了它的兴旺。中国思想史在大陆发展的历程,可以说是左右不倒,一路昌盛。这说明当代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从思想史研究成果中吸取资源,现实的需要使得思想史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前沿学科。可这最前沿的学科,当今面临最困惑的问题,这首先在哲学界有强烈的反应。

  中国思想史是随着近代新史学而产生的新学科,它并不等同哲学史,也远比哲学史的内容更丰富,可在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又依傍哲学史而建立和发展。哲学史是外来学科,“哲学”这词也是古希腊的用语,并非中国固有的词汇,19世纪末由传教士引进,成为西学的话语之一,而对“哲学”概念作出最早解释的是王国维,他说:“ 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又说:“ 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 把西来的哲学等同中国的理学,这说明中国学者最初是参照中国传统思想来认识哲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以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可这部著作给金岳霖的感受却是:“ 难免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胡适不仅把中国哲学史写成西方化的哲学史,就其笔下的哲学史与思想史也难分难解,他对中国哲学的看法是: “哲学是新旧思想冲突的结果。”在他演讲《哲学的将来》时,断言:“ 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 是他对中国哲学失去自信,而产生以思想史取代哲学史的念头,所以在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后,就着手撰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以把他这一观念付之实践。此种套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和框架,写就的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学人来说,既不生疏,也不熟悉。许多哲学概念,如感性与理性,个别与一般,存在与本体,假设与实验,唯物与唯心等等,是中国传统典籍从未应用的语词,在观感上是陌生的,在内容上却依然相识,因为阐述的对象和内容仍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所以这新型的学说对中国人是不生不熟,从这方面说,中国哲学史从一诞生就成了夹生饭,这也势必带来预后不良的后果。

  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解释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这一思路主导中国思想史研究将近一个世纪,这也造成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边界长期混淆不清,只是到近几年才有将这两者相区别的自觉。试看现代著名的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无论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卢的《中国思想通史》,钱穆的《中国思想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杨荣国的《中国思想史》等等。诸多著作是哲学史又似思想史;是思想史又似哲学史。这两者所以很难区分,是因为思想史用以分析对象的概念,阐述的体例和框架与哲学史大同小异,学术语词极其相似,所以这两者是有分别而又无分别,这已成为当今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通病。因此有的认为这是西化的中国哲学,并非是中国的哲学。一门学科发展一个世纪,竟然遭遇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诘难,哲学面临如此重大的困境,自然也成为思想史的困惑,这种困惑可不一般,实际上是以何种观念构建自己的理论系统,是具有导向性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更为尖锐的是,哲学研究者提出中国哲学在哪里? 更有甚者认为,中国无哲学! 怎样解决这日益增长的困惑?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议论者最多,呼声最高的是贴近生活,建立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由此带出中国思想史的建设问题。汤一介先生提出,从中国典籍中发掘解释系统,创建不同于西方的解释学 ;娄于烈先生倡议建立人间哲学,让哲学融于生活, 与生活保持同步前进 ;李泽厚先生将生活提高到新高度,认为生活是历史的本体 ;黄玉顺先生倡议,回归生活,重建儒学 ; 葛兆先生认为思想史应扩大到一般知识和信仰的范围 ;本人则以为,思想史要阐明精英思想的社会化,重建礼俗文化的知识系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任继愈先生在2001年国际汉学会议上提出,研究汉学必须从生活文化入手的见解。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理解的至理名言。若说中国文化可谓千姿百态,博大精深,观念形态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为什么当代汉学研究要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入手? 人人都习已为常的生活,竟然成为研究中国学的切入点! 这给中国思想史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二、贴近社会生活考察思想特征

  中国思想史在当今已有许多专业分工,如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等,毫无疑问的是,哲学思想由于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则性,在各门专史中具有高幄建瓴之势。

  哲学并非是拘守一国之门的学问,它有人类性,不分民族、国别,中外古今,也不论文明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凡是有人类生存的地方,都要对人类自身的来源、生存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这是一个族群如何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具有的人生态度和对世界的认识。其中最有普遍性的是三大问题,这就是: 怎样看待“人自身”、“人与人”和“人与物”。任何民族的思想不论如何丰富多彩,变化曲折,归根到底都无逃于这三大领域之外。可是,对于怎样认识这三大问题,却受到各民族的自然环境、生存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形成不同的认识和解释系统,其不同点即为民族的本土特色。

  以如何看待“人自身”为例,一般认为最能代表古希腊人文思想的是,镌刻在德尔斐神庙上的名言: “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 “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 这是强调以自我作为人生的切入口,不断地认识人的自然本性,发掘自身的能耐,表现出向外拓展的趋向。在中国对人自身的理解,正如孔子之言: “人之生也直” ,荀子所说:“ 人无礼则不生”,人是为德行而生存,从不断地反躬自省中,追求道德上的完善,这一理想境界,多表现为向内自律的力量。

  在这三大问题中,各民族的着重点并不一样,在中国主要看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古人对“文化”的经典解释是:“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天、观人都在于观“文”,此“文”是理解的关键。“文”从甲骨文的字形看,似纹与纹的交叉,《说文》的解释是: “文,错画也,象交纹。”“文”乃是纹理交错的形态。因此《周易集解》说:“ 乾坤相亲,故成天地之文,物相杂故曰‘文’也。”何谓“相亲”、“相杂”? 这是由此及彼互相联结的关系,所谓“天之文,察时变”,是指天人关系;人之“文”即是人与人的关系,依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治理天下,就是“化成天下”。既概括又生动地表现出,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观察的重点在“关系”。

  观察的主体是人,可在古人眼中,人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以群体相类别的一员,《礼记.曲礼》说:“(亻+疑)人必于其伦”,“ (亻+疑) ,犹比也;伦,犹类也。”没有类别即没有伦,没有伦即不成为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有等级的类别而组成的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操守。此关系是不等则的,相互之间有尊卑贵贱的序列,这一序列即是伦理规范,这也就是《孟子》所说:“ 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类论人,也就是按照人的等级序列来论定人的存在价值,由此形成以伦理为本位的礼治秩序,这是古人对“文化”的理解。尽管现代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多达一、二百种,但中国文化是以伦理为本位,在学术界基本上得到共识,这也就是说,由社会关系而生发的各种思考,是中国思想史关注的重点。

  在这三大类中,以人与物的关系说得最多,研究最薄弱。众所周知,有关唯物、唯心的观念,主导大陆思想史研究大半个世纪,凡是对历史人物思想作出评价判断的,必定归结为唯物或唯心,非此即彼,不论研究对象是多么复杂多变,概以这两分法,一锤定音,这几乎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僵化模式。推崇唯物主义的,按理说应首先要搞清中国人对“物”的态度,抽象的客观存在是“物”,具体的日用器物也是“物”,而且是实有的存在物,这是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人人不离不弃。恰恰在这一点上研究浮于浅表,通常都以物质是客观存在,思想是其反映,或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泛泛之论取代具体的研究,从概念到概念,很少从民生日用来考察中国人对“物”的态度。自从侯外卢《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问世,从晚明百姓日用之学中发掘异端因素,给予早期启蒙思潮的高度评价,使日用之学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几十年来无人再继续为其溯源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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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儒学网 2009-02-2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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