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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满族说部的抢救与保护
满族说部的最早发现，要归功于俄国杰出的人类学家C·C·米哈伊洛维奇（史禄国）。米哈伊洛维奇受俄国科学院（彼得堡）、俄国中亚和东亚民族调查委员会的派遣，于1912年开始对通古斯人进行民族调查，并于1915年来到中俄边境地区在通古斯部落和满族人中生活了18个月。1917－1918年间，他又把调查范围扩大到东北南部和北京的满族之中。米哈伊洛维奇作为精通通古斯语言和文化的专家，正是在进行社会调查和田野作业的过程中，面对面地接触和聆听了女真—满族口耳相传的长篇叙事文学。米哈伊洛维奇甚至还将其中有的作品誉为“美不胜收的史诗”和“满族的《奥德赛》”。并指出他当时已对作品着手翻译，“但由于俄国的政治动荡（按指十月革命）而未能发表”。[６]历史发展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上述珍贵文化遗产才重新受到我国民间文化工作者的注意，开始有目的地进行收集工作。
据田野调查掌握，传统说部尚有30余部作品蕴藏于满族民间，到目前为止记录整理的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吉林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12月首批出版了十部说部作品，由于说部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的，因而传承人对于活态保存十分重要。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田野作业中得知，这些传承人多为年过六旬的老人，当时尚有20余位健在。2002年黑龙江省东吴县沿江乡四季屯78岁高龄的何世环老人，还能用流利的满语讲唱《尼山萨满》，不过其他传承人都用汉语讲唱。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至本世纪初，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已有十七、八位相继谢世，濒危状况相当严重。立即采取措施迅速抢救、有效保护这份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一旦损毁或失传，必将造成文化财富无法弥补、不可挽回的损失。对于已经列入国家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怎样有效进行保护？这是一个必须认真面对、妥善解决的新的课题，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摸得着、看得见、有着具体形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各个族群生活方式乃至情感、智慧的活的载体，保留着各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为各民族精神血脉之所系。要想切实保护这类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大探索的力度。通过总结人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可以看出，保护的方式大体说来不外两种，即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前者是以往保护工作惯用的方式，后者是国内外着力攻坚的新的方法。
我们认为，口头文学属于集体创作，凝聚着民间的集体智慧，承载着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精神需求、价值体系，具有潜移默化的法约性，构成一种无形的行为规范，对于子孙后代的行为方式不乏引导作用。有鉴于此，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以一种自然的形态生存，最理想的保护方式就是使其继续存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传承于人们的口耳之间，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活鱼还要水中看”。但是在我们国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刚刚起步，亟需在具体操作中发扬首创精神，摸索可行的做法、探寻成功的经验。为了在满族说部的保护中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创造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动态传承的适当环境，二是要有动态传承的后继传人。应该按《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的精神，尽快创立满族说部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以便为满族说部的口头传承和持续性保护提供宽松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还应加大对满族说部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提供切实有利的条件保证满族说部能够以师带徒活态传承。
除了动态保护的原则以外，静态保护的原则也是不可偏废的。新的发展时期以来，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发起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成为我们国家对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普查、及时抢救、系统整理的一次最为壮观的文化工程。对满族说部的静态保护工作，到目前为止文字记录的成绩也相当可观。就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满族说部的保护方式而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互联网的发展，在语言、文字、图像共同传递信息的所谓“读图时代”，静态保护也要有所创新。应该把录像、录音、摄像引入保护工作的始终，对于满族说部进行立体的记录，以便完整而恒久地保留其活态存在情况下的原真性面貌，来应对人亡艺绝、人亡歌歇状况的出现。
满族说部在20世纪末的崛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给多元一体、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增添了光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新的世纪的确立，已经把口传文化推向历史的前台，使其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彰显于世，倍受瞩目。长期以来，对于判定人类文明的标准一般都把文字的出现和运用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实际上“民族文化记忆”通过口传心授进行积累与传播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而使人们对于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不刮目相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通过的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不仅使我们对于口头传统在人类进化发展中的作用重新认识，也使我们对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阶段划分认真反思。传统观念认为，人类只有通过文字才能积累和传播思想文化，以为没有文字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口传文化的崛起，正在促使人们抛弃陈陈相因的偏见，而重新确立口头传统的历史地位。许多民族，特别是那些长期没有文字的民族，其奋斗经历和英雄业绩都是通过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因此对于口头传统在人类进化发展上的作用，应该有新的界说和新的评价。上个世纪西方学术界学派蜂起，名家竞出。其中虽有张扬“书写论”的说词，更多的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与之相左的观点。后者质疑在人类心智的辩论中所谓认知的发展仅仅同“字母书写”相联系的判断，主张口承与书写在本质上都负载着积累和传播人类思想文化的功能，从而为我们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完善文明的标准提供了极为丰富、坚实可靠的理论资源。
（本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注释：
[１]《金史》卷六《世宗》上、《金史》卷七《世宗》中，中华书局1975年版。
[２]《金史》卷三十九《乐》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
[３][美]约翰·迈尔斯·弗里著，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年版。
[４]《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光明日报2006年6月9日。
[５]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导论》，第5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６][俄]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译本。
责任编辑：高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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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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