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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师多狐”的记载历来多见，狐仙故事盛行不衰，但以往研究主要从文学和宗教的角度入手，忽略了北京城市景观与中国传统宇宙论的同构性。从田野调查、笔记小说和报纸新闻来看，19世纪以后的北京内城各处城楼，常被认为是狐仙居处而香火鼎盛，这一方面因为城墙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另一方面也因为时人相信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宇宙秩序。经由狐仙故事，角楼成为撑天的山岳，城楼标记出空间等级与界限。动物与人类共享的北京城，是中国神话中“天倾西北”式宇宙观的缩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因为有动物信仰及其故事的存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北京城不是仅有人类建筑与文化的城市，更是万物共生共享、山水皆有其灵的神话世界。
关键词：北京城墙；动物信仰；城市景观；宇宙论
一、引言
城墙原是北京的标志。作为建筑物，它曾是国都威权的象征，亦是北京转型的证明。在建造之初，城墙脱离于居民的生活世界之外，其沿线各处建城楼、角楼，既有瞭望和防御的作用，又是皇权与都城睥睨四野、俯瞰众生的视觉标志物。用喜仁龙（Osvald Siren）的话说，城楼使城墙缓慢的节奏突然加快并冲向高潮，而气势恢宏的角楼就是整个乐章中最壮丽的休止符。帝都的城墙的确不是为日常生活而建，它是国家的在场，不是舒适的田园。然而，城墙一旦出现，就如同自然长出的大树一样，很快就被植物和动物当作了它们的家园。至少从明代开始，我们就看到有狐狸居住在北京城墙上并显灵的记录，经由它们，当时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与神话世界实现同构，人们赖以栖居的城市也获得了宇宙论意义。
正如文学研究者们相信，透过诗学文本中的北京形象，不仅能发现地域美学的建构，还能透视文化的权力结构。透过民间故事与相关信仰活动，我们也能重构出人们观念与想象中的北京景观美学，并进而理解城市空间的秩序及其在宇宙论上的意义。从现有资料来看，城楼上供奉狐仙绝不是19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新现象，只是由于资料原因，我们对18世纪以前北京城墙与城楼中的狐仙知之甚少，即使笔记小说中偶有提及，但也仅是只言片语。19世纪以后，记录作者亲身经历或街巷异闻的笔记杂著数量大增，其中多有提及狐仙祭拜，与此同时，以《申报》为代表的新兴报纸也提供了更丰富可信的信息。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笔者在北京城内进行田野调查时，还有很多老人仍能回忆起20世纪中期以前与狐仙打交道的经历。多种不同资料的叠合，使我们可以了解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为北京市民所普遍相信并广泛传述的城楼狐仙故事。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呈现这些故事的全景，并由此展开对北京城之宇宙论意义的讨论。
二、北京狐仙信仰及研究概貌
“京师多狐”的记载历来多见。《古夫于亭杂录》记元至正年间，有西山老狐入京城，找名医范益治病。明万历年间《五杂俎》称：“齐、晋、燕、赵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师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然亦不为患。北人往往习之，亦犹岭南人与蛇共处也。”明末《万历野获编》中也说：“狐之变幻，传纪最夥，然独盛于京师。”史上关于它们的记述最大的特征是善于变化成人。到了清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狐仙故事仍然盛行不衰，另一方面关于黄鼠狼与刺猬成仙的记载也大幅增加，“四大门”的信仰开始在北京流行。
所谓“四大门”，指的是四种灵异动物，即狐狸、黄鼠狼、刺猬和蛇，简称为胡黄白柳（或胡黄白常），有时也加上老鼠（灰），统称为“五大门”。人们相信，这几种动物经过修行可以成仙。只在家庭之内活动的为“家仙”，修行等级更高的动物需要开坛作法，即成为“坛仙”。为了开坛，仙家会通过附体的方式"逼迫"某些人为他们服务，这些人就是“香头”。通过作为灵媒的香头，仙家可以治病、预言、占卜，甚至解决社区冲突，而香头之间也有着严密的组织关系，形成了诸如师徒制、开坛、朝山进香等一系列社会制度。
关于四大门的香头已有不少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清代到民国，开坛做法常常被视为“邪术”而遭到禁止，香头家中的四大门祭坛因此带有秘密性质。然而，公开祭祀四大门动物的地方并不少见，它们或自成一庙，或附着于其他公共建筑。从目前搜集到的情况来看，仅以北京城内而言，在城楼中祭祀狐仙、水口处祭祀蛇仙、粮仓旁祭祀鼠仙（也有说是兔仙），庙宇中专辟侧殿或在胡同内修建过街楼同祭四大门，都是常见的现象。其中最重要、最常见，也最能反映北京城的空间秩序与宇宙论意义的，莫过于将城楼作为狐仙庙。
狐仙栖居于城楼，这与它们的修行方式有关。在四大门的序列中，狐仙被认为是法力最高、最有灵性的动物。李慰祖基于田野调查写成的《四大门》一书中说，人们相信狐仙是四仙中最有仙风道骨、灵力最高的族群，它们大多在郊野或山中修行，不像黄鼠狼那样自甘堕落于俗世。“北京通”金受申也认为，北京民间供奉的胡门，往往“如此缄默，深合清静无为之道”，与黄门的幺魔小道不同。黄鼠狼与刺猬之流一般居住在普通市民的厨房、仓库等处，但狐狸却不同，它们总是住在高处，要么是富贵人家的阁楼，要么是高大建筑的顶层。清康熙年间成书的《檐曝杂记》中说：“京师多狐祟，每占高楼空屋，然不为害，故皆称为‘狐仙’”。由于有这样超凡脱俗、喜居高处的特性，狐仙便与环绕帝京的高大城墙结下了不解之缘。乾嘉时期成书的《夜谭随录》中记：“京城敌楼，内外凡五十座，高大深邃，往往为狐鼠所栖。”到了民国时期，郭则法仍然相信：“世但传京师正阳门天狐，而不知各城楼皆有之。”当然，狐仙也不仅只出没于城楼中，东岳庙的后罩楼、前门外的珠市口过街楼，都是他们显灵并接受公开供奉的地方。城楼原本并非为了狐仙而建，但正因狐狸出没显灵，却让城楼“有仙则灵”，在人们的观念和想象中类似于城市四方的山岳，最终成为拱卫这方“小宇宙”的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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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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