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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理论：权力、文化与历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权力、历史与文化的理论十分兴盛，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实践论的基本概念与思想，深化了人们对于“实践”这一概念的认识，美国人类学家雪丽·奥特纳曾以十分概括的方式总结过这些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兹概述如下：
1、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早期的实践理论家并没有忽略权力的问题，他们都曾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过“权力”。比如布迪厄强调权力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家长制关系，以及尤其是“惯习”对个体所具有的强大的规约性能力；吉登斯给予权威在整肃文化或社会秩序方面相对的影响力，虽然这种影响力只能是“相对的”；萨林斯则描述了夏威夷案例中的人际权力实践，倾向于突出制约因素中客观因素的地位。但是，早期的实践理论家从未探究过包括特定意识形态和实践在内的权力的具体形式。
权力研究的理论家，比如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在社会中无所不在，充斥在社会体系的方方面面，并且深刻影响人的心理，即在权力问题上没有“外部”。而詹姆斯·斯科特却认为尽管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大量权力，但权力却没有过度侵入人的心理，因为社会生活中充满了批判和抵抗的事实；雷蒙德·威廉斯则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活动者受到霸权的控制，但霸权又不是绝对的。显然，布迪厄与福柯最相近，他的“惯习”的观点强调了结构、权力控制和不易感知的意识潜移默化的特性；吉登斯更像斯科特，强调活动者能够反思所处环境并进行批判和反抗；萨林斯与威廉斯相似，他们强调文化强权的概念，强调细小的文化因子长久之后就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从权力理论的角度来看，权力永远内在于实践当中，在微观的人际交往中，权力(人们的抵抗行为，或者霸权的捍卫与受损)永远都在滋长与漫延。权力理论深化了人们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细节的理解。
2、实践理论的倡导者们都很重视时间的维度与历史的重要性。比如，布迪厄认为，时间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交互式实践及其结果的演变中，也体现在时间赋予这些互动以意义的过程中。他曾举了一个礼物交换的很有名的例子，证明意义产生自对于时间的把控。吉登斯对社会理论长期以来忽视时间性的学术传统具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任何试图理解当代社会变迁情况的人都必须承认历史性与去例行化问题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历史意识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社会再生产的总体状态。萨林斯则更明确地提出了实践理论的历史形态问题，对实践活动影响历史进程的诸多方式进行了理论提升，将历史变化视为本土权力与跨地域权力相结合的产物。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实践理论本质上就是历史理论，任何实践都内在地意味着它是一种历时性的行为过程，都内涵着权力与斗争。
3、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就是在发掘人类文化，分析其内在的逻辑性和延续性，揭示这种文化类型对形式化实践(如习俗)、实践模式(如抚养儿童)以及群体成员的正常和特殊行为进行强化所使用的方法。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倾向于把“文化”看作是高度政治化的产物或者政治发展历程的内部元素，试图以各种方法弱化文化与特定人类群体的关系。如此一来，文化已经被转化为一种移动中的客体，它像媒介一样在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范围内流动。换言之，到目前为止，存在着新旧两种“文化”观念，旧有的“文化”观念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它总是与特定社会群体相对应；新的“文化”观则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观念，它强调文化是一种超市产品，等待着主体在面向社会实践时去临时性地选择与组装。显然，实践理论只能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运作，没有任何实践不是文化的实践。
实践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但是，在面向社会变革而引发的现实问题时，其他学者所提供的有关权力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文化问题的思考可以刺激实践研究进一步面向社会发展与变革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去维护社会结构与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三个概念为“实践”这一概念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实践、权力、历史与文化等概念早已深入渗透到了口头艺术的表演研究当中了。理查德·鲍曼与查尔斯·布瑞格斯在“表演研究”的基本框架之外，提出了“文本化”与“去/再语境化”(或者“传统化”)的概念。作为动词，上述两种概念都内含着主体及其行为、事件与过程的意味，换句话说，表演研究延续并发展了其对于“表演”“实践”等概念的强调；此外，“文本化”与“去/再语境化”的概念意味着主体依据对象与语境，对于相关文本进行选择与重组的行为过程，其中内涵着权力运作的思想、历时地变异的思想以及文化资本的挪用的思想。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进一步发展的“表演研究”已经广泛地吸收了实践论的一般思想成果，并且在民俗学的具体研究领域里发展出了自己的概念与方法。
四、学术实践：反思与批判
除了直接针对研究对象之实践的分析之外，反思社会学与反思人类学还特别对知识分子及其学术对象化的关注方式进行了分析，这是一种对于学术工作本身的自反性分析，也是一种对有关社会科学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的反思。这种反思性的实践工作，是对学术实践之无意识的反省，这种无意识是学术集体的无意识，而非个体的无意识。从客观的意义上讲，这种反思性工作反过来进一步提升了社会科学工作的认识论基础的可靠性。
正像吉登斯所说的那样，任何主体，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动物，拥有反思与自我控制的能力；而对于这些主体之行动的科学研究被注入到它所描述的现实中时，社会科学本身是反思性的；社会的演进使社会具有控制和规划其自身发展的能力，因此，社会也是反思性的。总之，主体、科学及社会都是反思性的。社会科学家具有对自身及其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的知识，这里，社会科学家作为“主我”，既是反思的主体，也是反思的对象。他们深知，他们的社会出身、社会标志、社会位置等必然地会影响到他的实践行为。
当然，布迪厄之革命性的反思性理论所强调的并不是上述“反思性”，而是一种对基于唯智主义偏见的置若罔闻的反思，这种偏见诱使研究者把世界看作一个被旁观的场景；看作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于是，在科学研究工作者当中，理论的逻辑瓦解了实践的逻辑，其逻辑的危险性普遍地渗透在研究工作的概念、方法与思想当中。显然，这是整个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与认知结构的问题，而不是某个个体从业者的问题。不是研究者的个人无意识，而是一种集体性的科学无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家基于反思田野作业中主客体关系的伦理问题，都成为浅层次的问题了。
上述两种层次的“反思性”直接导致了布迪厄实践理论的转向，他抛弃了他所谓“学究式的谬误”(理性逻辑)，转向强调地方民众的实践理性，即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它们被日常行动者征用，以最小的成本对日常存在和实践的紧迫性做出反应的事实。这是民众直接的、活生生的生活实践的逻辑。也许，只有像布迪厄这样真正深入到琐碎的细枝末节上去的研究工作者才可能体察到实践者之实践逻辑的存在。
在人类学与民俗学界，有关田野研究的学术反思成果众多，这些反思性成果已经成为当下国际民俗学与人类学界的共识。比如，作为一名“表演民族志”的倡导者，表演理论家洛恩·德怀特·康克古德说：“任何田野作业中的民族志研究者的文化观，都会决定着他(她)在田野中的‘立场(positionality)'，从而影响到他(她)会如何搜集、建构以及表征资料的行为。”为了更好地平衡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复杂的、富有竞争性和动态性的田野关系，康克古德提出了“共同表演的见证(co-performative witnessing)”的新理论，他认为，当民族志研究者不再作为疏远而分离的观察者而凝视，而是亲密地参与、介入历史语境中被命名为独特个体的共同活动、共同表演中时，研究情境的权力动态就改变了。这种把田野关系描述为“表演”的理论观点，彻底地改变了传统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关系与研究方法。
又比如，英国口头传统研究专家露西·芬尼根指出，口头传统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的田野作业到最终文本的编辑出版，都广泛地渗透着民俗学者的实践逻辑，民俗学家们所获得的材料都是他们建构出来的材料，其中潜在地渗透着民俗学家们的观念与思想。她说：“口头传统与语言艺术并不是中立的文本，而是最终奠基于社会过程的，也许甚至是由社会过程构成的。记录、呈现或者分析它们的程序，同样地，是人为的与互动的过程，它反过来在结构研究对象中起了作用。”在反思性考察的观照之下，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在此前提下，民俗学研究的不再只是他者的实践行为，而是“我”在场的前提之下的他者的实践行为，是我与他者共在的实践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谓对象化的、客观中立地开展研究的传统观念被彻底地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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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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