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社会科学的“实践”转向
当然，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转向”与上述语言学领域的“言语转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人类学家雪丽·奥特纳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这一较短时间里，三大关键性研究成果相继问世：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1978)，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1979)，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隐喻与神话现实：桑威奇群岛的早期历史结构》(1981)。这些成果以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使社会活动者的实际行为与大的‘结构'‘体系'间的结合概念化，这两者都制约实践并最终极易受到实践影响而发生改变。这些研究成果讨论了社会和文化中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与‘实践'——这个新术语很重要——之间的辩证关系而非对立关系，由此实现了二者结合点的概念化。”
结合20世纪70年代前后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整体情况来看，当时，理论领域正被三大主要范式主导着，它们分别是阐释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结构主义(与各种后结构主义)。所有这些理论流派都是对之前功能主义的抵抗，同时又都在强调某种外在机制的制约性，即强调人类行为是在外部社会、文化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下塑造、形成、排序和确立的，这些社会、文化力量包括文化形态、心理结构、资本主义等。各种结构性制约因素是真实存在且不容否认的。作为一种反抗式的努力，实践理论使行动者重新回归到社会进程之中，使其不失对制约社会活动的广大社会结构的认识(这些结构也使社会活动得以进行)。在某种意义上，“结构”“体系”等社会学概念可以类比于语言学领域的“语法”与“规则”等概念，社会学转向“实践”也类似于语言学强调“言语”或者“表述”。
布迪厄关于社会世界的非理论化关系的理论，“得益于对结构主义人类学暗含的伦理学立场和学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高高在上的、保持距离的研究关系的深刻拒斥，而这一拒斥本身来自布尔迪厄融入社会世界的实践，来自他对各种形式的唯智论的批判，来自其在现实主义视角下对贝阿恩和卡比尔农民们生活条件的深入了解”。作为人类学家，布迪厄首先面对的是他者实实在在的“实践”，他们为名誉而战的行为，他们的房屋构造，他们的亲属称谓与亲属关系实践，等等。他切实地把实践当作实践来看待，而不是把实践看作客体，也不是把实践当作是可以通过反躬自省来理解的亲身经历。布迪厄特别注意到了实践者的实践逻辑与研究者观察到的有关实践的理论逻辑之间的区别，强调了实践者的实践逻辑的自在性，以及实践逻辑与有关实践逻辑的理论化表述之间的差异。
布迪厄建构的是一种“实践之生成模式的理论”，即一种强调外在性的内化与内在性的外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论。由此，布迪厄创造了“惯习”这个概念，即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倾向性系统，是先期被结构化且作为使结构化结构得以运作的结构。而实践则总是倾向于复制最终产生了实践的客观结构，从而作为一种处境与一种惯习之间辩证关系的产物而呈现。代际的延续性正是通过内在性的外化与外在性的内化之间的辩证法建立起来的。惯习作为生成的依据，生产着实践(例如走路、说话、吃饭的方式和口味、厌恶等)，展现了本能行为的所有属性，尤其是其自动性；当然还需要注意，不连续的意识始终会伴随着实践，这就是行为实践冲破惯习设定的框架的可能性，尽管行为者被惯习主宰多过他们主宰惯习。总之，“如果要对实践活动作出解释，只有把产生实践活动的习性赖以形成的社会条件与习性被应用时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必须通过科学的工作，把习性在实践中并借助实践隐蔽地建立起来的这两种社会世界状态联系起来”。
布迪厄所谓的“社会世界”渐渐被发展成一种所谓“社会场域”的理论框架，这是一种恰当地解读社会地位(关系概念)、性情倾向(习性)同采取的立场和社会行动者在实践的不同领域所作的选择之间的关系的分析范式。所有的社会都表现为社会空间，也就是差异的结构；社会空间得以建构，因而行动者在这个空间里，按照他们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而被分配以特定的位置，“事实上，主体就是正在行动的有知识的行动者，他们被赋予一种实践的意义，即从爱好、关注和划分原则、持久的认识结构中，从为处境的感知和适应的反应定向行为模式中，获得的体系，并从他们的文化资本中获取最佳利益”。布迪厄倾向于把整个社会空间描述为一个“场域”，这是一个权力的场域，它的必然性对于投入这个场的行动者有一种强制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斗争的场域，在它的内部，行动者们按照他们在其中的位置，凭借他们固有的和获得的资本来与不同的目的相互对立，这样，主体的实践与行动有助于保持或者改变这个场域的结构。场域(field)就是一个社会宇宙，在这里，行动者(agent)基于个人拥有的种种资本(capital)(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与文化的等等)，在惯习(habitus)(性情)的指导下，在权力关系(relation of power/position)(位置关系)的格局中，基于幻觉(illusion)的引导，应用相应的文化策略(strategy)，遵守相应的文化规则(doax)与交往原则，复制、颠覆或者修正着既有的场域关系与场域格局。不同的场域内部与场域之间纷繁复杂的斗争关系(自律与他律关系)，共同构成一幅生动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画面，在这里，“实践一种追求理性的现实政治学”。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实践”这一概念的内在复杂性，人类的实践行为与其固有惯习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这些复杂的术语体系被细致、生动地呈现出来了。
吉登斯同样从反思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人类学出发，提出了关于“结构与实践”“行动理论与制度理论”的矛盾问题，他说：
结构主义思想缺乏处理我所说的实践意识的习惯——一种非话语性意识，但并不是无意识，而是指一种有关社会制度的知识，并卷入社会再生产过程。
吉登斯所谓“实践意识”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活动的构成当中习惯性地使用的知识储备，而“话语意识”则是指行动者能够在话语层次上表达的知识，所有的行动者都通过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对其行动保持某种理解。这种“实践意识”涉及到了行为的意义的问题，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符号学所无能为力的，也是他们所竭力避开的研究领域。但是，在吉登斯看来，一切语言单位的意义与用途只有在它们所表达和它们得到表达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理解，意义是作为总体的社会实践中的内在要素。
当然，吉登斯并没有抛开“结构”而片面地去强调“实践”，相反，他提出了所谓“结构化”的概念来强调实践的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在这里，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构成这些系统的实践的媒介，又是其结果。结构兼有使动性与制约性的双重功能。离开了结构的概念，就不可能充分地说明人类主体的能动性概念。反之亦然。在行动理性化的背景下，各种特定的实践是如何得到再生产的呢？吉登斯强调，行动者通过其实践并在这些实践中得到对再生产的制度的理解，使这些实践的再生产成为可能，即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对于自身行为具有充分的认识，但同时又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行为的条件与后果，可是，这些条件与后果却会影响到他们的行动；另一种可能性是，某些行为可能超越了，或者说逃离了行动者的目的，它们也会对实践的再生产产生影响。吉登斯的创造性恰好在于他充分地注意到了行动溢出意识与结构范围的可能性与多样性，强调了行动或者实践之能动性所在。
萨林斯是从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批判展开其论述的。在他那里，所谓“实践理性”指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利益逻辑，即物质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萨林斯强调的是象征理性或者意义理性，它虽然并不否认物质世界的重要性，但更多地强调的是人类自身创造的意义图式与象征性符号体系的重要性。萨林斯的著作正是基于“实践理性”与“意义理性”之间的对立性展开的。现实世界中的生产行动与经验的象征性组织方式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营造了人类秩序？
萨林斯把文化理性与实践理性看作是人类学的两种理论范式，在人类学的历史上，二者之间是一种重复的、循环的对立。比如，他从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中发现，一方面，存在着习惯性的规则和形式，它们构成了现时的“文化”；另一方面，与文化规范相对立的是人们的“实际行为”。在马氏那里，意义分析总是让位于操作理性，让位于基于人类满足的外部目的论的手段-目的的形式分析，“站在这种替代的立场上来看，文化仅仅表现为实现人类目标的主要动力的媒介或环境，主体借助这种媒介来实现自己设定的目的”。这种以经济主义的方式把规范与行为区别开来的做法，几乎要把“文化”从人类学的视野中驱逐出去了。萨林斯通过引述列维-斯特劳斯的一段话来表达相反的主张，“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如果概念图式主宰并制约着实践活动，那是因为，民族学家视为坐落于特定时空之中，并拥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式的这些具体现实，并不能与实践(praxis)混为一谈，……对研究人的科学来说，实践构成了具有根本意义的整体性。当然我不是要怀疑下层组织无可置疑的首要地位，我只是认为，在实践和实践活动中间，必定存在一个中介面，也就是说，概念图式，通过概念图式的中介作用，内容与形式(无论哪一个都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才能演化成结构，这就是说，作为实体，它们既是经验的，又是智识的”。显然，萨林斯也不想支持列维-斯特劳斯的理性主义立场，他主张关注社会生活事件而不是社会生活形态，希望从个体自身的各种可用的选择中根据时间与资源的配置而做出抉择的角度来考察社会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萨林斯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看到人通过在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来生产自身，包括生产自己的意识。然而，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并不想把生产关系消解成生产过程本身，也不想把文化逻辑消解成工具逻辑，相反，在他看来，象征系统是实践的必要条件，正是象征体系组织了生产关系，并通过生产关系在劳动过程本身之中以认知的方式采取行动。
在论及“实践与结构”的关系时，萨林斯强调了“历史”的维度，认为无论如何，“行动在结构中开始，也在结构中结束：它起步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们的计划，而以在文化的实践惰性中对效应的吸纳而告终”，人类的实践过程是对符号体系进行了工具性的重新安排的，人类的历史过程呈现为一种结构的实践与实践的结构之间持续不断而又相辅相成的运动的模式。
无论布迪厄、吉登斯还是萨林斯，都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中借鉴了某些核心的思想，比如，他们都认同马克思有关人类行动者之间以及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主动关系的思想，强调对人类生活的研究也就是对与人类需求相关的特定社会实践的研究，强调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是一种积极的改造活动。正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所说的那样，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抛弃了的旧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具备了辩证地考察“实践与结构”的思维优势，上述三位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实践论”恰恰是追溯到马克思(而不是康德)并奠基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实践研究。这是一种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唯理论主义与准实证主义、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实践观”。它是一门有关符号权力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它综合了现象学分析与结构性分析的优点，“既在认识论上做到逻辑贯通，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即一门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事实上，仔细地阅读口头艺术的表演研究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其核心的学术任务正是关注表演实践中的“传统与创新”的问题。社会学与人类学在“结构与实践”问题上的深入思考，直接影响了民俗学在自身传统问题上的相关研究。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