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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与法定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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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
——以当代中国节日为例
  作者:萧放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2-22 | 点击数:1739
 

  21世纪是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信息技术与快速的交通方式将广袤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共处的地球村落。原本天地悬隔、各自分离、独立自足的族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声息相通的“邻里街坊”。原本各自独立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文化经验,使族群拥有各自的文化传统,这些有着独立文化传统的族群在全球化过程中猝然相遇,彼此之间的冲突与不适不可避免,因此互相的磨合、适应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

  其实,全球化的过程早在18、19世纪欧洲列强海外殖民扩张时已经开始。当时,他们敲开贸易之门的手段是坚船利炮,武力是推进全球化的保证,随之而来的是商品、文化,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开始影响非西方国家的民族生活。当然,也引起非西方国家人们的强烈反抗情绪。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国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之中,欧美资本主义也改变了武力推进全球化的方式,更加注重商品及相关文化观念的灌输。全球化进入较为平和的渐进阶段,欠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愈来愈依赖发达国家,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西方化程度加深。随着电视媒体普及、计算机技术的推广与互联网的建立,以及日益快速的交通运输手段,人类进入全球化加速的21世纪。21世纪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并存的时代,也是充满文化矛盾与文化不适的时代。时间虽然通过现代快速的传输手段减少了空间阻隔,让人们失去了对遥远异邦的神奇想象,但当人们彼此撩开面纱素面相对时,文化陌生与文化不适会因为空间的局促而彰显。空间距离可以通过现代技术促成物理时间的压缩而拉近,族群心理上接受、适应与趋近却需要缓慢的文化调适过程。在经济、文化急速碰撞的情形之下,主动到访的文化与被动应对的文化中间的强弱对比十分明显。面对以雄厚经济实力为后盾的欧美强势文化,其他民族文化是走欧美标准的世界公民文化,还是在适应世界文化的同时对它进行改造、修正,以保持民族文化本色,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尖锐的现实问题。其中民族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与传承载体,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它在当代社会尤其引人关注。对于民族节日文化遗产的历史与现状考察,对其未来走向的预测与评估,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以中国当代民族节日为例进行具体论述,本文所讨论的中国民族节日是指中国社会多数人口享受的传统节日,暂不涉及境内少数民族传统节日。

一、近代以来传统节日在中国的境遇

  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它具有适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从中国传统节日形成发展的历史看,它起源于周秦时代,奠基于汉魏六朝,发展于唐宋,在明清至近代又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节日虽然在中国走过近三千年的历程,节日内涵曾出现较大变化。但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确定以夏历为蓝本的新历法制度之后,中国传统岁时节日的时间框架就确定下来,此后传统岁时节日只有增删,基本体系没有改变。直到晚清西方列强的频繁叩关,直接诱导了近代中国革命。1911年以西方民主政治为蓝本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结束。民国政府为了显示自己认同欧美文化的世界性,引进格里高里历,以公历纪年。引进西洋历法之后,古已有之的官民共享传统节日面临着新的时间秩序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这时已经开始了靠近欧美为主的全球化过程。在现代中国,激进的政治力量常常以压制民族传统节日为推行新政理念与管制社会的方式。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民国元年(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内务部编撰的这部《中华民国元年新历书》,与旧历书相比,其特点有三:一是新旧二历并存;二是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是旧历书上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在民国初年,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一般采取调和折衷的方式。

  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由此,传统农历新年岁首在官方意义上正式被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名称被安置在公历的1月1日头上。而一般百姓并不理会公历元旦,仍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新年。1919年2月1日是农历新年,山西太原乡绅刘大鹏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五更各庙鸣钟,惊醒世人早起迎神,里中放炮接连不断,此其新年也。上年十一月三十日所过阳历之新年,百姓皆不以为然,惟官厅庆贺,民皆睨而视之,且谓是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民情大可见矣”。

  这样,由于政治变革的原因,在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新年,一是“民国新年”:公历元旦;一是“国民新年”:农历春节。公历元旦新定,没有任何民俗内涵,农历春节却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民俗事象丰富。农历岁首,本来就建在孟春正月,它很早就与立春节气(这是最符合自然时序的春节)有着密切的配合,我们看汉朝以来迎接新年的节俗中,很多都包含着迎接新春的意义。所以民国时期直接将农历岁首称为春节,符合传统节日的内在性质,人们易于接受。而且作为一般百姓,人们照例称为新年或大年。

  但激进的民国政府曾一度不满足于二元历法结构的存在,试图统一使用公历,将传统节日习俗全部搬到新的历法系统中,过公历元旦,不过农历新年。据民国档案资料记载,1928年5月7日内政部呈国民政府:“对于国历,除官厅照例表示遵行外,一般社会,几不知国历为何事”,决定“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原因是“考社会日常状况,十余年来,依然沿用旧历,罔知改正,除军政各机关及学校,表面上尚能遵用外,在商店清理账目则仍循旧节,在工业支付劳资,则率依旧岁,至一般民众之赛会、休沐,益复寻朔计望,蒙昧如故,于一国行政制度之下,百度维新之际,而政令与社会现状,如此悬殊,若不根本改革,早正新元,非惟贻笑列邦,抵牾国体,核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因此“拟办法八条,冀从根本上谋彻底之改造”。其中,第二条办法是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月份牌及附印旧历之皂神画片等,理由是实行国历,必先严禁私售旧历始,至各省区民间习用之皂历,在城乡效力最大,尤应通令各省区市力加禁止。第三条办法是严令京内外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理由是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之表面上尚遵用国历者固属不少,而实际上阳奉阴违依然放假度旧历节岁者亦所在多有,宜从严禁止,以免淆乱民众之观听。第四条办法是通令各省区市妥定章则。公告民众,将一切旧历年节之娱乐、赛会及习俗上点缀品、销售品一律加以指导改良,按照国历日期举行。原因在于民间不克实行国历之原因,多半为旧历上习俗所囿,非将旧岁旧节之一切正当习惯择其无背良善风化、不涉迷信者一律妥定章则,提倡导引,俾均移照国历日期举行,不足以谋根本之改造,例如旧历年节元旦日应有之各样点缀品及正月间一切热闹娱乐举动,可移至国历新年一月内举行。

  1930年,民国政府重申“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一)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二)由党政机关积极施行,并先期布告人民一体遵照办理,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义放假。”

  民国政府取缔阴历后,一度雷厉风行,据时人记述,春节期间派警察到关门停业的商店,强迫其开门营业,并将元宝茶及供祀的果品,叱责捣毁,有的还要处以罚金,“甚至乡间售卖历本的小贩,亦一并捉去拘役。一时间人心惶惶,将一个欢天喜地的新年,弄出啼笑皆非之状”。

  政府将民族传统节日视为现代国家的敌人,认为它不仅让国际社会耻笑,并与自己的革命宗旨背离,必须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全面禁止。这种企图全面抛弃民族节日传统的做法类似于成长过程中的叛逆青年,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否定传统,态度虽然激进,但并不奏效。对于文化传统深厚的中国来说,要想实现单一欧美标准的全球化非常困难,西洋节日要进入民众生活并不容易。当时一般社会人们照旧过自己的旧历大年,当局也无可奈何。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新年了。

  民国时期改变了朝野一致的时间体制,出现了官民分立的二元时间体制,民国政府机关只在公历元旦举行民国纪念日与新年庆祝活动。而民间依然从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五、甚至二月二日享受自己的年节。兹以南北两地为例,可见一斑。北京通县,元旦(农历春节),设香烛、果饼,拜天地,祭祖先,乡里往还叩拜,庆贺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备元宵祭神,燃灯花祭祖。南京,正月新年习俗如旧,“正月元旦至初五日,此数日中,每饭必先祀祖。亲戚友朋,互相贺年。虽民国改用阳历,十年以来,习俗未尝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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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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