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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永逸 蔡加琪] 庙会的非遗化、学界书写与中国民俗学:龙牌会研究三十年
  作者:岳永逸 蔡加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14 | 点击数:904
 

摘要:近三十年来,范庄龙牌会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又一个“妙峰山”。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和霸权话语的渗透,与龙牌会相关的行为主体或隐蔽或公开的价值取向与欲望共谋促成了龙牌会叠合的符号体系与叙事修辞。关于龙牌会的多数研究或执果索因、现象还原,或将之标签化,推导或赋予其合法性,并与复兴循环解释,或关注异质行动主体间的互动互文。这些研究从各自的层面解释了龙牌会在当代中国的生存策略,也表征着多数学人在对社会现实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学科建构以及文化建设的努力。建庙和晋级非遗名录是龙牌会演进的分水岭。非遗化后依旧集中呈现乡土宗教的龙牌会的疲软,实际上是富于地方性的乡土中国向全球化进程中的都市中国整体转型时所要经历的瓶颈。叠加的龙牌会也成为近三十年来中国民俗学演进的一个隐喻。由此,对非遗运动和当代中国民俗学演进的进一步反思也就有了必要性。

关键词:庙会;乡土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龙牌会;中国民俗学


  引言

  近四十年来,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建设步伐相适应,作为不同领域、不同时段指向口传、活态生活文化的关键词,陋俗、民俗、(民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行文方便,简称“非遗”)、优秀传统文化等交替出现,交相错杂,叠合共存。这些语词不但影响到其指涉事象的存在状态与可能,也影响着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旅游生态和地方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改革开放后,“在城”的民俗学者,早早就身体力行地参与进了诸如河北小村范庄龙牌会这样的庙会实践与演进中。这些城与乡、精英与民间、上与下之间的互动,既在相当意义上影响着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俗”的传衍与生存实态,影响着中国民俗学的学科走向,也使作为符号和意象并时时自我蜕化的“国家”在乡民的生活世界中发挥着效力,进而熔铸到其情感世界与日常生活之中。事实上,发生在龙牌会的实践——非遗化龙牌会,还暗合了近几年来才提出与推进的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宏大战略。以之为例,审视生活实相-学科研究对象、学科发展以及国家建设三者之间的互动,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20世纪20年代,因应“到民间去”运动抑或说趋势的感召,顾颉刚等人受北京大学国学门风俗调查会之托,前往京西妙峰山调查朝山进香的风俗,旨在记录一些民众生活中的“迷信”,发掘民众信仰力和组织力的正向价值,以切实推进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改造“三农”,振兴中华。在反对封建迷信的时代语境下,此举系国内学者对庙会、乡土宗教(当时基本定性为“迷信”)予以田野调查之先声,一直被视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乃至如今在媒介等公共写作中,有着“妙峰山是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的噱头。七十余年后,逐渐声名鹊起的华北腹地小村范庄二月二龙牌会因为诸多因缘,吸引了大批中外学者、媒体记者、摄影家前去参观考察。从学者“发现”其存在以来的近三十年来,与龙牌会相关的论文已经超过161篇。俨然妙峰山一般,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龙牌会成为箭垛式的“学界新宠”,被目的、动机各异的精英予以反复描述、诠释、建构与再诠释。

  这些前赴后继的学术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赋予了龙牌会在地方社会中的文化的合法性,在2006年则成功助力龙牌会晋级河北省省级非遗名录,使之具有了行政的合法性。然而,从被禁止的“迷信”到民间文化/民俗,从民间文化/民俗到非遗,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两度华丽转身的龙牌会,其内核并未发生质变,都是以远近信众敬拜写有“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字样的木质牌位和香头瞧香治病为核心的“精神性存在”。而且,它还是以人神一体和家庙让渡为核心的乡土宗教为毂。长时段观之,面对精英意识形态和霸权话语的渗透,相关行为主体或隐蔽或公开的、各有所需的价值取向与互动,促成了龙牌会多声部共谋的叙事诗学。在对外、对上的言说与操演中,龙牌会的神圣感与仪式感更多地指向“家”以外的公共性更强的庙宇以及被挪用的“博物馆”。与之并行不悖的是,在社会行为和事实层面,民众日常生活与庙庆中被屏蔽或者被悬置的宗教实践。

  因此,对这一已经“被非遗化”的乡土庙会三十年来研究史的梳理,既有益于厘清龙牌会这一非遗事象本身,也有益于促进龙牌会与乡土宗教、政治、学界写作、非遗运动、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等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换言之,在有着悠久历史且礼俗始终互动的当代中国,是否存在纯粹的民间文化?被表述出来的民间、传统和被彰显的非遗究竟有着怎样复杂而互动的异质主体?声势浩大的非遗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经验事实”的龙牌会与学术写作中“主观真实”的龙牌会二者之间的连绵互动——叠合且互相涵盖的反复“实践”的龙牌会——对中国民俗学又意味着什么?

  一、被打造的“活化石”

  范庄,位于华北腹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县域东部滹沱河故道。在赵县县域内,有始建于隋代而举世闻名的赵州桥,县城中有国内保存最完好、最高的陀罗尼经幢。改革开放后,位于县城中并重振的柏林寺香火鼎盛。一代高僧,净慧法师倡导的生活禅,不但远播四方,同样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范庄是赵县东部重镇,距离县城约16.5公里。在“二月二,龙抬头”的传统节令,“文革”后期的1974年,范庄信众悄然拾掇传统,一年一度地在会头家中轮值举办着龙牌会。

  1991年,时任河北省民俗学会秘书长刘其印对龙牌会的初步介绍刊载于是年该会内部刊物《风俗通》第1期。当地文人撰写的《二月二龙牌会的由来》也收录其中。1992年,刘其印又在《风俗通》第2期上发表了《龙崇拜的活化石——范庄二月二“龙牌会”初探》(下称“《初探》”)一文。同年,他在另一篇写二月二节俗的文章中,反复提及范庄龙牌会。后来,《初探》一文以《龙崇拜的活化石——范庄二月二“龙牌会”论纲》为题,刊发在《民俗研究》上。在该文中,刘其印将“龙牌爷-勾龙-白蛾”三者进行了同义转化,并高度肯定龙牌会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将龙牌会认定为龙文化的代表,是“祖龙崇拜、图腾崇拜的活化石、活标本”。因为他的力荐,龙牌会日益受到学界,尤其是中国民俗学界的关注。

  作为河北省民俗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刘其印一直致力于邀请政府官员、新闻媒体、专家学者和摄影爱好者等有着“城里人”身份的他者“赶”龙牌会。通过时任中国民俗学学会秘书长刘铁梁教授,刘其印将龙牌会介绍给了德高望重且有着“中国民俗学之父”之誉的钟敬文。钟敬文对龙牌会表现出了不小的热情,并强调:“要搞,就搞成第二个妙峰山研究”。1995年,在刘铁梁的组织下,中国民俗学会开始了对龙牌会的第一次联合考察,并在范庄镇的南庄村建立了中国民俗学会调研基地。

  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的田野调查多关注龙牌会的仪式和龙牌会组织的构成及运行。从起会、供品、搭建醮棚等前期筹备,到为期六天的仪式流程和禁忌,特别是二月二正日子当天的花会表演、舍饭习俗、醮棚内外等神圣空间的敬拜、世俗空间的活动安排以及民众的精神面貌等,都有较为具体的描述。标语的种类、村广播、毛主席挂像、书记的态度等细节,也被敏锐的学者捕获,虽然并未深入探讨。现代国家与民间之间的纠缠、互动之观察尽管呼之欲出,却还是付之阙如。

  1996年,龙牌会按照龙牌原有的形制,斥资打造了一块高约260厘米、宽约210厘米、重达300公斤的巨型新龙牌。新龙牌中央是蓝底金字“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周边饰有金龙,蔚为壮观。在同年的座谈会上,观察并参与的学者们提出了两种良策:“一是保持龙牌会活动的原汁原味,二是弘扬龙文化,建立博物馆”。后一提议,极大地启发了龙牌会会头。2001年,范庄的龙文化博物馆奠基,组织召开的“河北省首届龙文化研讨会”都成为当年龙牌会一个组成部分。2003年,对外宣称的龙文化博物馆第一期工程顺利完成。至今,也未见当年规划中所宣称的二期、三期工程的修建、落实。在当年二月二龙牌会的这个正日子,人们举行了龙祖殿落成典礼暨赵州龙文化博物馆揭牌仪式。此后,原本在轮值会头家户中的龙牌,被固定安放在了龙祖殿。原先每年庙会期间,二月初一龙牌从上任轮值会头家挪移到醮棚,二月初四从醮棚将龙牌请回轮值会头家,二月初六再从该会头家移送到下一任轮值会头家的仪式,都荡然无存。与此同时,龙牌与会头及其家居相对私性的亲密关系也发生了改变。轮值会头家需派家庭成员常年驻守完全公共性的龙祖殿中,伺候龙牌。在跻身河北省首批省级非遗名录后的一年,即2007年,为恢复龙牌会的热闹场面,会头们将龙牌从龙祖殿请出,沿着范庄主街道巡行一圈,再请回龙祖殿。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向庙会期间龙牌会在不同空间“位移”传统的回归。

  与龙牌会的演进相匹配,21世纪以来的田野考察紧跟动态,追踪记录龙牌会的发展历程。一些研究不再局限于对龙牌会本身的描述、分析,而是试图以此阐释更宏大的社会命题。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民俗学主义(Folklorism)、新农村建设、女性主义等,纷纷都成为学者观察与书写龙牌会的视角。民俗学者努力从民俗事象的“小圈子”里走出来,力求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和地方社会的良性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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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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