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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不同民族在世代相承的口头演述中创造了具有丰富艺术形态的有声诗歌。欣赏之余，如何通过书面转写呈现口头艺术的诗性之美？在民俗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兴起的“民族志诗学”流派提出了一整套进行口头艺术文本誊写和翻译的观点和方法，这不仅拓展了书写文化自身的表现力，也为人们认识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再现口头诗歌独特艺术性
20世纪60年代，学界兴起一股力图纠正持有西方中心、书面传统中心偏见的思潮，对于过去被视为原始、粗鄙之物的口头诗歌，人们试图重新发现其独特的语言艺术性。“民族志诗学”正是这一思潮所催生的理论流派。
1970年，《黄金时代：民族志诗学》的面世成为“民族志诗学”学派崛起的标志。“‘民族志诗学’既是一种诗歌运动，也是一种诗学实践；既是一种学术研究，也是一种身体参与。在西方哲学人文学术出现‘语言转向’的大背景下，其兴起既与‘二战’之后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先锋派诗歌等运动相关，也与对抗学院派的西方经典作品翻译和倡导平民化的行为艺术，尤其是有声诗歌等活动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介绍到。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利慧告诉记者，民族志诗学的核心思想是要把文本置于其自身的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并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每一特定文化都有各自独特的诗歌，它们有着独自的结构和美学上的特点。“它强调应该充分尊重和欣赏不同文化所独有的诗歌特点。”
捕捉口头艺术的“活形态”
民族志诗学最初在民俗学领域产生的影响尤为突出。杨利慧表示，在民族志诗学、口头程式等理论的推动下，美国民俗学在方法和研究视角上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主要表现为：从对历史民俗的关注转向对当代民俗的关注；从对文本的研究转向对语境的研究；从大范围的、普遍性的研究转向区域性的民族志研究；从对集体性的关注转向对个人特别是有创造性的个人的关注；从对静态的文本的关注转向对动态的表演和交流过程的关注。
“民族志诗学研究的重点是口头艺术话语的语言表达效果和结构衔接特征，以及转写和书面表达的方法。特别关注的是如何识别‘诗行’、节律和其他反复出现的语言特征或风格学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尹虎彬告诉记者。
那么民族志诗学是通过怎样的方法捕捉这些“活形态”因素的呢？尹虎彬介绍说，民族志诗学的践行者把演述和文本当作实验场。对于那些在手写记录时代被采录、后来以散体出版的文本，他们进行了再度格式化和重新翻译以反映诗的特性。就声音录制而言，一个民族志诗学的谱本不仅记录词语，而且以民族志诗学的记号阐述语词，解读沉默、声响的变化，以及声音的语调。
强调史诗的口头传统
作为“民族志诗学”主题研究的继续，史诗学者约翰·迈尔斯·弗里在《怎样解读口头诗歌》一书中，进一步号召对全球多样化的口头诗歌予以关注，并提升到一种新的层面来加以鉴赏。
民族志诗学确实使世界不同口头传统中的诗歌尤其是史诗回归生活世界，并不断被发现和认真聆听。在长达40年的发展历程中，民族志诗学活跃在学术前沿。“在国际国内的论坛、网站、期刊上，常能读到用民族志诗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民间文学的记录、分析的文章。”杨利慧介绍说。
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马克·本德尔在其《略论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翻译》中认为，中国很大一部分的“书面文学”可以被视作“口头文学”。中国传统古典诗歌的创作特点之一就是为了大声吟诵，一些白话小说的写作方式也与口头讲述的风格相似。由此可见，中国的口头诗歌传承有着惊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近年来，将史诗作为口头传统而非“一部作品”来加以全面探究，正在成为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的生长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朝戈金、巴莫曲布嫫、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斯钦巴图、丹布尔加甫等学者在对我国少数民族口头史诗的田野研究与文本迻译中广泛运用了民族志诗学的理论与方法，使一些面临濒危的口头史诗得到了及时记录和保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30日第834期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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