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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巍峙(左)、欧阳山尊(右)1951年在东欧
从1999年那次对周老的采访至今，一眨眼就是整整10年的光阴飞逝。7月8日，当我和文化部外联局相关同志一起，为了文化部“岁月如歌——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宣传项目的报道任务，再次来到周巍峙家中的时候，他已经从10年前那个83岁、精神矍铄的老人，变成了93岁、慈祥依旧，但起步已略显缓慢的老人。当周老丢下手中的饭碗，执意走到家门口迎接一大早就赶来的我们，并且笑眯眯地亲手接过我们送上的鲜花时，我的眼睛情不自禁地湿润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够直接听到周老的回忆，是多么地幸运!而在位列我们采访名单第二位的95岁的欧阳山尊先生今年7月初突然辞世之后，抢救性的采访工作显得更加迫在眉睫。
老周的信任 小周的可靠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巍峙是如何当上新中国最早、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出国艺术团负责人的?是如何被选中成为接待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早期接待来华访问的重要外国文化艺术团队的负责人的?当年年纪轻轻的他为什么总是被选择担当“外事无小事”之大任呢?这次采访中，周老终于向我们披露了实情——是周恩来总理直接点的名。早在1950年国庆时，政务院调了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团来京观礼并演出，共有新疆、内蒙古、延边及西南地区4个少数民族歌舞团，当时周总理专门指定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负责生活接待，由周巍峙负责各团的业务，安排他们在怀仁堂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歌舞等。后来胡耀邦同志告诉周巍峙，早在50年代后期，周总理就曾对他说过“周巍峙这个同志办事是可靠的”。
在周巍峙的记忆中，保存着太多关于早期文化交流的记忆，但是他印象最为强烈的还是周总理对他的信任，他可以一口气讲几个小时关于周总理安排和指导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故事，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周总理的深挚情感。
周老回忆说，那时候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直接关系到新中国对外形象的塑造和扩大新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周总理总是要亲自具体地过问。他不仅观看出国节目，而且十分关心出国人的安全。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与周总理一起研究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情景。有一次在中南海的西花厅，周总理和周扬、周巍峙三人一起研究对外文化交流以及民间专业剧团的发展方针等方面的问题，总理笑着说，咱们三人都姓周，我是老周，周巍峙是小周，周扬就是大周吧，我们是三周一起使劲，把对外文化工作搞好。
1951年，新中国决定派出规模空前的、由222人组成的中国青年文工团赴德国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然后去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演出。筹建艺术团之始，周总理问当时的团中央国际部负责人和文化部的周扬，此次谁带队?听说还没有最后确定，周总理马上说，让周巍峙去嘛。于是，周巍峙就成了这次为期长达一年多，参加联欢节后走访苏联东欧及奥地利9个国家的新中国青年文工团的团长，欧阳山尊、任虹、陈其通、王地子、侣朋先后担任了副团长。这个团在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文艺上的切磋交流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周总理还多次指定周巍峙担任印度和南斯拉夫等来华访问的重要外国文化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而周巍峙每次都能克服重重困难，万无一失地完成工作，一次也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和期望。
周老记得，那时周总理好几次半夜给他打电话，话题大多与外事有关。有一次周总理打电话来，周巍峙头疼病剧烈发作，正躺在床上疼得打滚，夫人王昆喊他，他让王昆先接一下电话，然后赶紧艰难地强撑着去接总理的电话，总理等得特别耐心，还是那样语气亲切的开头：“周巍峙呀，我是恩来呀!”总理要周巍峙马上给已到达广州的访日艺术团的负责人林林同志打电话，嘱他在日本朋友的协助下加强安全工作，保障团员的安全。
这次电话也使王昆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丈夫的头痛病发作如此严重，已经非同小可。王昆马上拉上周巍峙到医院看急诊，诊断结果为脑神经严重痉挛，一种常人难以忍受其痛苦的疾病。
1964年，国庆15周年，为了配合亚非拉会议的召开，对外文委和文化部一起准备在北京举办“北京音乐节”，向国际社会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为表现中国音乐的气势，准备搞一个5000人大合唱。周总理得知后找周扬、齐燕铭、张致祥、周巍峙等几个人到西花厅商量庆祝国庆15周年的重点节目的安排。总理认为搞“音乐节”还不成熟，不一定能搞成。总理说，我有一个想法你们看可以不可以?我想搞一个大型音乐歌舞，反映2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成新中国的历史过程。周巍峙对全国文艺创作演出情况(包括部队歌舞演出情况)比较了解，所以他大胆地向周总理说“只要条件许可，是可以搞成的!”后来有人问他，你当时怎么敢于承担这个重担。他说，那时有些比较现成的表现革命历史的音乐舞蹈创作，也有大歌舞作品可以进行改编、加工，只要集中人才可以编成。他说，当时主要是我对全国文艺队伍有很大信心，我认为他们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较高，革命精神责任心强，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周总理1964年7月30日在紫光阁最后拍板时特别说到，你们尽量搞，搞不成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现代戏接待来宾。总理的建议促成了后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演出。当时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周扬负责，另外还组成了指挥部，由文化部、总政文化部、上海文化局及北京市文化局有关负责人担任参加，负责大歌舞的创编、演出工作。
周巍峙实际上是“东方红”总的策划者，又是重要的牵头负责人，他经过周扬同意，雷厉风行，紧急调集大批全国著名诗人、作曲家、舞蹈及歌舞表演的编导、美术设计人员、幻灯人员，8月初就集中起来。到8月12日全部人员集中，他讲话动员团结协作，完美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他既负责业务，审看所有排演节目，又负责政治工作，还负责各类演出用品的保障工作，行政事务本身繁忙。特别是他还负责每天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一次，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听取指示。有时遇到一些不协调的情况还要出面调解，以保持领导班子的团结协作。所以他从8月初到10月中旬一直与演员住在一起，两个半月没有回家一次。周总理对《东方红》的创作演出比较满意，他10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对《东方红》全体人员做了党史报告，讲党的三大法宝。
周总理常说，文艺界不要有那么多的框框，只要有一条大框框就够了，就是为人民服务。周总理一再强调，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要大力介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但他也同意根据具体情况安排西洋唱法的独唱和合唱，以及西洋乐器的独奏。1953年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联欢节，并去波兰及民主德国进行访问演出，周巍峙就破例吸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林俊卿、傅聪两位音乐家参加出国团演出，周总理在最后审查出国节目时，同意邀请这两位音乐家参加艺术团出国演出。也就是在这次会上，经过团中央同志建议，他又当场决定让周巍峙带团出国。他对一味追求洋化排斥民族文化的现象很警惕。因此，宣传民族的、民间的、群众的文化艺术，一直成为周巍峙重点工作之一。结合出国访问演出的需要，周巍峙总是组织人力认真整理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对京剧及多种地方戏曲的传统剧目进行革新。出国演出都是以经过加工的民族优秀传统艺术为主。周巍峙主持的文化部艺术局每年都要组织挖掘民族民间文艺的重大活动。或会演、或调演，总有不少收获。有时根据对方情况也演现代题材节目，歌剧《白毛女》就在柏林节及其他东欧国家上演，演出效果很好。对外文化的交流演出对国内的艺术创作和演出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周总理对重要的涉外演出总是亲自抓、亲自审，对文化艺术出国访问团也都是亲自审批。那时候只要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汇报演出，周总理全都看，看完之后再连夜回去办公。周总理对干部很严，对演员、艺术家、知识分子很宽。那时的文化部个别领导同志最怕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情况，怕一问三不知，因为周总理总是问得很细，常常是周巍峙进行汇报，所幸每次汇报都能让周总理满意，他甚至也敢坦率地对周总理在文艺上的个别说法提出不同意见，周总理也欣然接受了。
那么，周巍峙为何能够让周总理和周围的同志们如此信任呢?或许著名作家王蒙的一段话，有助于从侧面回答这个问题，王蒙认为，周巍峙有老延安的革命资历，有老音乐工作者的专业修养与实绩，有长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经历，有几十年来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同甘共苦、荣辱与共、风里来雨里去的命运与沧桑经验，更主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亲和力，他是文艺工作者的朋友、兄长、领导与办事员。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样影响了几代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以及《上起刺刀来》、《子弟兵进行曲》等歌曲的作曲者，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的编导工作(他称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没有他的指导和帮助，《东方红》是不会成功的。周巍峙的业务能力和艺术成就的高度是毋庸质疑的。而他的“政治立场坚定，作风正派，既认真坚持原则，又能灵活对待各个具体事物，特别是善于团结各种各样的朋友，带领扶持、抚育年轻一代的文艺工作者”的作风(李凌的评价)，则使他成为非常受尊敬的领导者和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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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2009年8月26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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