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米”一词,壮傣语支和侗水语支的形式基本一致,应是同源无疑。而黎语为mu:m[3],与同语族其它语言显然不同。从声母上看,壮傣、侗水两语支的发音部位都很接近。壮傣语支主要为舌根音,侗水语支则发为喉塞音;在声调方面,除了南部壮语和傣语属于单数调外,其它语言都是偶数调;韵母都是复合元音组成,比较而言,黎语的声母形式是双唇鼻音m,韵母则是以鼻音作韵尾。这样明显的差异,说明黎族的水稻栽培与大陆上的侗泰语诸民族并非同时同地进行。也就是说,黎族迁居海南岛前,侗泰语先民还未掌握野生稻的栽培技术。对“禾苗”、“种子”等词汇作比较分析后,更证实了以上结论。“禾苗”的早期读音应为复辅音声母kl。因为,壮傣语支内部,至今仍有个别语言或方言土语把这个词读成kla[3],如壮语横县话。傣语、侗语、水语的k声母和临高话的l声母都是由kl分化而来的,而壮语方言土语的kj和布依语的ts也是kl演变的产物。黎语的“禾苗”,在来源上与侗泰语族其它语言的“禾苗”不一致。在黎语里,“禾苗”与“种子”不分,都是“fan[1]”。而在同语族其它语言里却是分开的,两者不能混淆或替代。从这些语言材料中还可看出,临高人是后于黎族迁到海南岛的。与黎族不同,临高人在大陆时已经掌握了水稻的栽培技术后,才迁居海南岛。正因如此,临高话对“稻米”、“禾苗”、“种子”等稻作文化词汇的称呼与大陆上的侗泰语诸语言相当接近。
众所周知,农耕生产离不开耕牛(包括水牛和黄牛),农耕民族对耕牛极为爱惜,很少轻易把拥有相当生产能力的耕牛宰杀。这种情况在壮族民间表现最为明显。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便是壮族民间的牛魂节——给牛过生日。不仅让牛停止劳动,而且给牛喂好料,焚香祭祀牛魔王。相比之下,黎族过去对耕牛则不那么爱惜,遇到喜庆节日就随便宰杀。这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反映在对牛的称呼上,黎语与侗泰语族其它语言也不一样。
侗语和傣语保留了较早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临高话和黎语对“水牛”的称呼很相近。显然,这是临高话从黎语里借进了这个词。据此,可以认为临高人在迁居海南岛前,大陆上的早期侗泰语先民还未懂得训养水牛,但已懂得训养黄牛。临高人是在到海南以后,才从黎族那里获得对“水牛”和“黄牛”的区分认识的。因此,从黎语和大陆上侗泰语族诸语言对“牛”的不同称呼,以及对待耕牛的不同态度来看,黎族分化时,其先民还未懂得训养耕牛,更不用说把牛当作一种生产力来使用了。
另外,农耕民族对青蛙或田鸡非常熟悉。因为,青蛙不仅与农耕季节有关,而且是农耕民族忠实的“天气预报”的使者。每年开春和夏季,每当天气变暖,雨水充足时,青蛙或田鸡就遍地出现,通宵鸣叫不停,此时即为播种最好季节。盛夏季节,若青蛙在田边跳来跳去,张嘴仰望天空,便预示天空将要降雨。由于青蛙在农业生产中有如此重要作用,所以某些农耕民族对青蛙极为崇拜。就拿壮族来说,壮族过去曾把青蛙当作本民族的图腾或保护神来供奉。至今,壮族民间有的地方还禁忌捕捉青蛙。他们认为青蛙是雷王派到人间的使者,违此禁者,将会受到雷王的轰击。而壮族有些地方,。壮族举世闻名的花山崖壁画的主题内容,就是表现壮族先民对青蛙神灵的热烈礼赞和崇拜;正因为青蛙或田鸡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所以早就从事稻作生产的壮傣、侗水语支的先民与这种动物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从他们对这种动物有共同的称呼中,得到了说明。
汉语里的“田鸡”基本上是侗泰语族诸语言(除黎语外)所说的kop[7](即大青蛙)。“青蛙”、“田鸡”这两种动物,在大陆的侗泰语族诸语言的读音较为一致。特别是“田鸡”一词更为明显,即使是后来才迁居海南岛的临高人,也表现出与大陆同语族其它语言有共同的来源。而这两个词,黎语与同居海南岛的临高话,以及大陆的侗泰语族诸语言的说法差别很大。
透过以上这些基本词汇所表示的稻作文化上的差异,证明早期侗泰语族先民还未掌握栽培野生稻时,黎族的先民已迁居海南一隅。
如上所述,黎族先民在大陆生活时,还未进入固定的农耕生产阶段。但是,氏族或部落之间已经有了固定的住地,同一氏族或部落的人组成了村寨,共同生产和生活,并已学会建造干栏式的房屋来居住。这从他们的语言里也可以找到有据的材料。下面是“村”和“房子”这两个词在侗泰语族诸语言里的读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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