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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同学]中国乡村研究中的经验修辞与他者想象*
——以《私人生活的变革》为例
  作者:谭同学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2-05 | 点击数:6967
 


【内容提要】作为人类学的基本技艺,民族志书写需以田野经验深描为基础,更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理论抽象。面对田野经验与理论抽象之间的张力,民族志书写者必须尊重“他者”的主体性。否则,再翔实的经验叙述也只是一种装饰性的修辞,仅能满足民族志书写者或者读者关于“他者”的想象。谨慎地对待不同的经验类型和层次,对民族志书写的方法论警醒和理论自觉有其裨益。

【关键词】田野经验;理论抽象;民族志书写;他者的主体性


  一、引言

  对实地调查经验的高度依赖和重视,是经验研究区别于一切玄谈的最根本的标志。但对经验研究者自身而言,则似乎也同样需要警醒,经验的重要性并不代表它能自动呈现理论命题的答案。没有理论加工的“裸体”经验,虽未必没有任何意义,却很难归为学术研究。例如,人类学在研究乡村社会时较擅长于从村庄这般小的地方经验中挖掘理论对话的灵感,但对当地经验远丰富、熟稔于田野工作者的地方精英们,如老村长,却为何不是人们认可的人类学家?

  此类质问说明,但凡以经验调查、叙述为基础而展开的学术研究,都绕不开一个问题,那便是如何在经验叙述的基础上建立起让读者可信的理论分析、总结和推论。毫无疑问,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亦需同样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一个拥有丰富地方经验(材料)的老村长之所以难以被人认可为人类学家,乃是因为他难以从其经验材料中建立起学术意义上的理论分析。质言之,就民族志的叙事而言,经验材料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它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成功的民族志叙事还得在厚重经验“深描”①的基础上,提出因果关系对应的理论分析或解释。

  本文试图以阎云翔先生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以下简称“《私》”)②一书为例,对此问题略作分析。

  选此书作为分析样板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该书曾荣获2005年美国“列文森奖”③,足见其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国研究)中的影响,也可见将其作为本文分析的“标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二,在笔者看来,该书作为一项民族志书写,鲜明地呈现了经验叙述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张力,以其为“标本”有利于清晰地梳理二者的关系;第三,该书作者另著有《礼物的流动》④,笔者认为,其经验叙述与理论分析结合得较好,甚具启发,故以《私》为“标本”亦可表明本文的分析乃对事不对人。

  二、撇开历史如何谈传统

  如《私》的英文标题“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社会主义下的私人生活)⑤原意所指,其聚焦的问题乃是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之后的私人生活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新传统。也正由此,该书的副标题限定研究时间为1949~1999年。依照纵向的时间轴为标准,来研究社会的变化,清晰地界定研究的阶段性无疑是较为严谨的做法。它一方面可以建立起分析的历史感,另一方面又至少可以避免泛泛而谈某种传统历史(如动则漫谈上下几千年)。但是,严格界定研究对象的阶段性,丝毫不代表研究者可以将研究对象从它本身更广阔的历史中切割出来研究,俨然它在研究者所界定的阶段之前就没有了历史一样。以《私》为例,并不能因为作者界定了其研究对象的时间段为1949年之后,而可以完全撇开其1949年前的历史来说它在1949年后形成了某种新传统。

  《私》通过描写姻亲关系在其所调查的下岬村当中的重要性⑥,力图说明较之于许烺光、费孝通等人描写的1949年前宗族主导的汉族乡村社会,1949年后乡村的宗族开始衰落,个人的自主性开始上升。但很显然,这里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即便是姻亲变得更为重要起来,能说明的也是核心家庭在宗族或者村落中变得比1949年前更重要,而不能直接证明“个人”的重要性;第二,1949年前的下岬村及其所在的地方社会是许烺光、费孝通所描写的那种宗族主导型的乡村社会吗?如果是,《私》关于其1949年前后的比较即是成立的,但若不是,则《私》只能与下岬村1949年前的情况作比较,而不能笼统地与许烺光、费孝通所描写的、典型的汉族传统乡村社会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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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3年第4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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