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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研究》:2013年第2期目录与摘要
  作者:《民俗研究》编辑部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3-15 | 点击数:4276
 

 《民俗研究》2013年第2期 目录与摘要

[1].《2012: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发布[J].民俗研究,2013,02:2.
摘要:<正>2012年底,由山东大学承担并完成的《2012: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在济南正式发布。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培育项目,它将按年度编写、发布并出版,持续地对中国民俗文化发展现状、前景及未来趋势进行分析。该项目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张士闪教授主持……

[2]满珂.社会性别研究中的“父权制”概念探讨[J].民俗研究,2013,02:5-11.
摘要:"父权制"是社会性别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在厘清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双重体系理论中"父权制"内涵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虽然在分析性别现象时,这一概念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它毕竟揭示了"女性从属男性"的社会原因及其系统化特征,从而为之改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3]丽莎•吉尔曼,李生柱,彭瑞红.“抗争”之辩:多重能动性、性别和马拉维政治[J].民俗研究,2013,02:12-25.
摘要:近年来,学者们对“压迫问题”的研究逐渐转向更为细致地理解人如何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内生存。许多研究不再仅仅把底层民众看作是被压迫的受苦人,而是更倾向于考察人们如何创造性地利用手中的资源以增强自身力量,并藉以表达自己意见、改善经济处境,或者瓦解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们的企图。受莱拉•阿布•卢格霍特和雪莉•奥特纳的启发,我对学界过分强调"抗争"的问题提出批评,一些学者的研究过分关注寻找抗争者和解释抗争行为,而不是审视权力不公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文章以马拉维政治领域中的表演者为研究焦点,从特定语境出发,对现存的权力网络进行民族志的调查,总结了底层民众应对统治的多种方式:逆来顺受/消极被动、功利性接受、抗争和反叛,并详细分析了民众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藉以讨论权力如何得以协商,尤其是底层民众如何体验和应对统治。

[4]陈讯.妇女当家:对农村家庭分工与分权的再认识——基于五省一市的6个村庄调查[J].民俗研究,2013,02:26-35.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妇女在家庭权力博弈中逐步取得优势,其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从家庭分工看,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逐步演变为男赚钱、女当家的普遍现象;从家庭权力的分割看,传统的夫唱妇随逐步转变为女人做主的普遍现象。这种转变的身后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发生改变,血亲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正在逐步削弱,姻亲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强;农村社会中的互助合作、人情交往、人际往来也随之发生变化。

[5]李从娜.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近代女神信仰[J].民俗研究,2013,02:36-43.
摘要:人与自然之间、男女两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是生态女性分析视域的重要基础,也是分析女神信仰的有效路径。历史上,中国女神的起源与流变、女神信仰活动均与自然界关系密切。神秘化的自然界在与人类的对比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使人类创造出第三方——具有超自然法力的女神。女神信仰虽然给女性信众创造了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和社会交往的机会,却没有改变她们在父权制社会中的从属地位。

[6]毛海莹.构建生命之美:女性民俗与当代江南女性[J].民俗研究,2013,02:44-52.
摘要:女性民俗对当代江南女性的日常生活及成长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两者的互动关系可以从女性个体生命民俗、女性生产生活民俗、女性信仰禁忌民俗等三个维度展开。女性个体生命民俗的传承与流变体现出江南地区女性真实的生命意识,女性生产生活民俗是江南女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呈现,而女性信仰禁忌民俗的传承及消亡则反映出江南女性个体精神建构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对女性民俗的合理扬弃有利于提升当代女性的内在潜质,发挥女性民俗应有的当代社会价值。

[7]付林鹏.“耳听为圣”与先秦乐官的听风习俗[J].民俗研究,2013,02:53-60.
摘要:上古之时,乐官因精于听声,能在部落的农业生产中授时制历,从而被尊为圣人。其具体操作方式,即通过听四方风而确定时令。殷商的甲骨卜辞中,就已有乐官听四方风的记载,这说明在当时已经有较为系统的四时观念。至西周,随着耕藉礼的废除,乐官之听风职能亦随之衰微,发展成为听声职能,更多表现在政治活动和艺术活动中。

[8]刘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新考[J].民俗研究,2013,02:61-68.
摘要:《汉书•艺文志》所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确为于古有征的可信论断。“左史”、“右史”,是上古实有的史官设置,出现时间不晚于商武丁时期。“记言”“记事”在内容上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变化,最初记传言和时事,其后记言诰誓命和天下大事,汉代以后流变为记“言语”和“行动”的起居注之类。史官“记言”“记事”的形式亦有其阶段性变化与发展。就“记言”还是“记事”的职责分工来说,《周礼》系统所载史职,大史、内史、外史、御史均有涉于“记言”,太史(冯相氏、保章氏)、小史、外史,包括御史,皆有与于“记事”。

[9]周大鸣,李静玮.地方社会孕育的习俗传说——以明清湘潭食槟榔起源故事为例[J].民俗研究,2013,02:69-78.
摘要:湘潭人嗜食槟榔,于当地形成槟榔文化。但槟榔并非产自本地,而是自海南等地贩运而来,并于明清时期逐渐成习。在对湘潭食槟榔起源故事进行民俗学考察的基础上,对外地食俗如何进入当地社会进行了研究。并在湘潭地方历史背景下,通过起源故事来还原食俗的形成过程,对食俗形成原因作了进一步探讨。

[10]周晴.岁时习俗的生态民俗学考察——以江南“照田蚕”为中心[J].民俗研究,2013,02:79-86.
摘要:"照田蚕"是太湖流域的典型岁时习俗之一,南宋以来,"照田蚕"风俗在江南地区长期延续,这一习俗是人们对江南水乡地区稻田湿地、苎麻地和芦苇滩地等进行农田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具有独特的生态民俗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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