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酣酣斋的酒牌是刻在木板上而且印成了册页的。每个酒牌刻绘一图，“图中所绘，大都是放旷多才的酒徒，如孔融、嵇康、刘伶、阮籍、陶潜、贺知章、郑虔、张旭、石曼卿等，而以李白冠其首。”(《跋》)每一牌上，以一个饮酒名士的事迹，构思一组人物画面，附有一段文字图说，并在牌的顶部标明该牌所代表的钱两数额。如第一枚酒牌，画面上画的是酒仙李白和当朝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图说为：“李白每醉，为文章未尝少差。玄宗召之，为降辇步迎，时白已醉，乃以水頮(hui)面。入见，醉不能登，上命力士掖之。其受宠眷如此人，号之曰醉圣。/自饮大杯，合席小杯，说时令诗一句。”牌之顶部标明“无量数”。又如次一级的“万万贯”牌，所绘为嵇康等竹林七贤图，图说为：“稽(嵇)康为人，昂昂若孤松之独立，其醉犹如玉山之将颓，常与刘阮诸贤以饮酒放达为务。故号为竹林七贤。/邀七客同饮。”依次下来，画有贺知章的酒牌为“七十万贯”，其图象为贺知章作骑马饮酒之状。图说云：“贺知章，官权(秘)书监，号四明狂客，一见李白即解金龟换酒，固(故)结为饮中八仙。杜诗云：骑马似乘船者，盖状其醉态耳。架马者饮。”总之，每一个酒牌都画有一个著名饮酒之徒的轶闻佚事。文字虽略显粗疏不雅，但画面却剪裁得当，趣味盎然。看来是在饮宴时，席上饮者抹到什么酒牌，就按酒牌上所示罚而饮酒：或抹牌者饮大钟，合席饮小钟;或合席一起饮;或由抹牌者任举一客，掷“喜相逢”二次为戏;或自饮一小杯，强人者饮一大杯，左歌右唱。不一而足。
“酣酣斋”出品的这些酒牌图绘，出自新安县刻工黄应绅之手。据编者所撰书跋推论：“黄氏是新安刻工名家，据现在所知，万历间新安汪氏环翠堂刊行的《环翠堂园景图》，刻工为黄应组，与黄应绅当为兄弟行。又万历三十三年刻本《程氏墨苑》为黄应泰镌;万历三十五年刻本《状元图考》为黄应瑞镌，他们和黄应绅均以‘应’字排行，大约也是同族较远的兄弟行。据此推断，则《酣酣斋酒牌》刊于万历年间，殆无疑义。”酒牌所选之著名酒徒及其轶闻佚事，甚至包括在朝廷作过高官、举荐过李白到朝廷里当待诏翰林的贺知章等，实足反映了明代中叶之后士大夫阶层中狂放不羁、蔑视礼法的趋势，和追求思想解放的时代风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图绘原来可能是刻在象牙骨牌上的，而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图绘，却是刻成木板并印在纸册上的。也许这些酒牌原本就并不是骨牌，而是纸牌吧。从其所刻之图画及其含义来看，也与明代小说《金瓶梅》里西门庆与李瓶儿所玩之牌有所不同(《金瓶梅》第十六回《西门庆谋财娶妇 应伯爵庆喜追欢》里写道：“李瓶儿同西门庆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儿，桌上铺茜红苫条，两个灯下抹牌饮酒。”)。鉴于《金瓶梅》里所写的骨牌，多为闺阁中人饮酒行令时用，故尔有研究者认为，明代的“骨牌以闺阁为多”。就新安酣酣斋的印本酒牌而言，此论也不尽然。而从绘画艺术上来说，确如《跋》作者所说：“刻工极尽柔和秀润之能事，为新安派画中的精品，构图茂密饱满，人物分布，几无隙地，而数寸之中，俨然有寻丈之势，当亦出于名家之笔”。尽管有些图画的线条因年代久远，保存不善，已漫漶失真，难见庐山真面目，但大部分还完好如初。西门庆与李瓶儿所玩的骨牌，32扇为一副;陈老莲的水浒叶子酒牌画，流传下来的是40幅。显然不同的酒牌，其张(枚)数是不同的。酣酣斋酒牌多少枚为一副，不得而知，西谛所藏者为册页，究竟多少张(枚)为一副，还有待专家研究，很可能是一残卷。
此酣酣斋酒牌之制，虽然为掌中之作，且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间，但她作为市井经济萌芽与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其艺术上的成就，颇值得我辈所珍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博物专刊》 2011年9月8日）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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