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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大老一辈学者，我赶上与之有些接触的，还有一位，是钟敬文先生。先生已经谢世数年，我手上留有若干帧当年与他的合影，每一见之，宛如尚伴左右，仍听他的謦咳谈笑。他是“老广”，虽旅京大半生，却“乡音无改”，普通话并不“普通”，稍低一些的话音，可能就未听明白。然而，那是一位多么儒雅而又“蔼蔼如”的老先生啊，晚年的他，喜欢黎明即起，拄一根拐杖，在校园里漫步，见到熟人便聊一聊，话题多是世事或校事。我常想，倘若先生再早生五十年，在一个封建时代，他或会中进士，当翰林，致仕之后，拥有一处深宅大院，这辰光他定会洒扫庭除。然而，而今他只有一套狭仄的居室，也好，他将室外的校园就当做了自己的庭院，校园处处，步履所及，各种“风景”都常在他的眼中，心上。这也是一种福。
我们刚进师大时，钟敬文、黄药眠、李长之、穆木天这些先生，都还正当盛年，然而，在我们这些“后生”的眼里，简直就如同“古人”一般，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上一门现代文学史的课，参阅的书籍里，往往遇见他们的名字。尤其是钟敬文，《新文学大系》的散文集里有他的作品，《大系》是一部很经典的书，书页早已苍黄，有一种悠远古老的感觉。
初入大学，我们几个爱好写作的同学，聚议成立一个文学社团，并办个墙报，刊载大家的习作。这在较为老成的同学看来，其实是很冒险的，“殷鉴”不远——“反右”时就有人结社写大字报，而被定为“反动组织”，成员成批量地打成右派。我们又何尝不顾虑这一层，所以主动向辅导员汇报，做出一定“政治正确”的保证。这社团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我从毛主席的诗句“红雨随心翻作浪”里，拣出两个字：“红浪”，参与其事的人咸以为还好，既有艺术的形象，又有革命的色彩，还贴近伟大领袖。筹办创刊号时，有人提议应该找几个系里的名家题词，其中就提到钟敬文。钟先生是文学家，虽然听说划过“右派”，却也摘帽了，想亦无妨。
找钟先生的任务落到我身上，记得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来到工一楼他的住所，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身穿一件中式缎面的夹衣，戴一副细边玳瑁眼镜，样子很文雅恬静，听我说了来意后，爽快地答应了。按约定的时间，我们也拿到了他的题词，这更是意外的惊喜，我们一直以为他会婉言推辞或中途改变，再看他题写的话，寥寥数语，充满对年轻学子勖勉的热忱，遂都有一种无言的感动。然而，“红浪”只出了两期，宣告“有疾而终”。其一“大患”，就是请钟敬文一类“反动文人”题词，有人从中看出了该刊的不良倾向，于是，找我们主其事者谈话，停刊，散伙。早些年，看到一份材料，说聂绀弩议论“老钟”胆小，曾劝他将诗作烧掉，这大概是稍后于“题词”事件的事。试想一想，这种时势，岂能不让人“如履薄冰”呢?
钟先生后来有一个有名的“麦粒论”，他常说自己是一粒麦子，这一粒麦子如果用掉，就一粒都没有了。可是如果把一粒麦子种在土里，就会长出麦穗，就会有很多粒麦子。应该说，很长时期以来，他就将自己当做一颗“麦粒”，天寒地冻的季节，“麦粒”就忍寒受冻苦苦等待。“文革”期间，他并不曾因为已经“摘帽”而幸免于劫难，挨过批斗，进过“牛鬼蛇神劳改队”，被令“不许乱说乱动”。那时我们住的宿舍楼与餐厅之间，有一块羽毛球场大的空地，每天早上，钟先生就和系里的一班“反动学术权威”一字排开，站立那里，接受一个叫“六指”的造反派的训斥，然后去扫地，除草，运垃圾……
钟先生晚年学问事业可以说是相当的辉煌，他鼎力擘画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论构架，撑起了一个学科，被称为“中国民间文艺学之父”。如今，这个学科的诸多骨干，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就是他所说的，一颗麦粒变成了许许多多的麦粒，终于迎来了田野上繁茂丰登的景象。他的学生们回忆导师的辛勤劳作，提起一件小事非常感人，说钟先生担任理事长的中国民俗学会，经费一直短绌，有一次，为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他煞费心思筹钱，恰逢当时国家教委要评选全国优秀教师，学校把他也荐举上去，从不关注荣誉的他，却忽然显出异常积极，表示要争取，他的想法是：“若是能获奖的话，就可以拿奖金来开会了!”这个故事让人有点心酸，也让我们对老一辈学者的率性与真情，不由得很景仰，看到了“麦粒”其实也有很圣洁的光泽。
我自己不是攻习民间文学的，却也可以说忝列于他的门墙，博士论文写的是有关鲁迅的题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答辩委员会能请到在京的顶级专家，主席即是钟先生。他仔细地读过我的长篇论文，亲自起草了允当中含策励的评语，在全体投票通过后，还即席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那时，他还没有招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他涉足的其他学术领域，他也同样抱着麦粒对于丰收的期待。他常说自己其实更重视的是诗，愿以“诗人”之名镌于墓碑，我想，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他就是以一生的敬谨与热忱，书写了一首“麦粒”的颂诗，值得我们长久地吟咏。
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2-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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