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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弗斯（Firth）在语境上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Hervey，1999）。另一个继承了这个条理分明的语言应用检验方法的是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对于语言性的人类文化学研究。在其中海默斯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的概念。虽然马林诺夫斯基是最早在把民族语言及其运用以及它的翻译问题作为认真进行研究的社会人类学家之一，但是海默斯最早在对语言事项的翻译中把对非语言学的结构加以参考的语言学家之一。现在，民族志项目被看成是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特征也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和研究相关。（看Duranti ＆ Goodwin，1992）。在之后，文化的概念变成了社会人类学中一个明确的特征，它开始描述什么是本地的，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并与全球的，普遍的和共同的相比较。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特罗布里恩群岛社会（Trobriand Islands）作为一系列的当地社会关系，这就是特罗布里恩人的组织和社会活动被翻译时应该的语境。在一大堆人类学词汇中，“语境”一词变成了用以表示各种各样令人迷惑的特征，领域和环境的词了。语境可以是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礼仪的，宗教的，经济的或者是生态的，它们可以是互动的，系统的或者历史的。这个术语好象有足够的弹性能够因为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方向上延伸。
罗格．基辛（Roger Keesing）是最早表述了语境概念不安分性的人之一，尤其表述在他1972年就亲属关系的发表刊物上。他就“语境定义的正式理论”和“创造语境的语法”的必要性进行了思考。（Keesing， 1972，p．28）他意识到了“语境的实证性”（Fabian，1999）。他说，语境是“在我们的头脑里，而不是那里”（ibid）。它们不是那些预先给定或想当然被理解成在研究之前就已经存在于现实中的不言而喻的方面。它们是研究和翻译本身的一部分，霍利（Holy）后来再次强调了要求人类学应该在这方面予以关注（Holy， 1989）。⑧
C．吉尔兹（C．Geertz）在人类学中发展了一个“解释性”方法。他尤其主要利用了文学的和文本的模式。吉尔兹理论Geertzian）的发展暴露了人类学在把握这个依靠文本解释而形成的概念的弱点，这个理论对于文本的日益增长的关注荒谬地使语境不可检验⑨。社会生活用文本得以定义，这样只能被看过的人类学家所阅读。然而，在这个释意方法中关于文本确切地是什么依旧存在歧义。如果社会生活是文本，什么是语境呢？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中，语境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依靠它任何一“块”具体的社会活动被放置。语境由剩余的“当地性”的拼板玩具块构成，依靠它们那个特殊的一块找到了它的位置和意义。相反，在谈到到底是哪一个研究者翻译的意思具有优先权时，吉尔兹主义者的传统中随处提到的“文本”并没有明显的伴随性语境。吉尔兹用文本术语描述了文化人类学翻译的种种过程：（a）人种史研究者所做的是生产文本，把过去的事情加以考虑，写下社会性的论述（Geertz，1973，p．19）；（b）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文本的总和，人类学家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努力去阅读它们，（Geertz，1973，p．452）这个文本总和大概由单独的个体的社会活动和行为的个体性“文本”构成。（c）文化不仅仅是文本总和而且本质上是完整的文献，一种脚本（“文化，这种被上演的文献”，Geertz，1973，p．10）；（d）文化也代表了一种语境，它构成了参与者把自身和其生活经历相联系的语境。（“文化……是人类给他们的经历定型的意义性结构”；（Geertz，1973，p．312）。最后一个定义把文化的概念具体化为某个事物的状况，接着用解释性的语境把它加以定义，而不是指所有的巴厘岛人的社会行为，意义和经验的状态。借用哈伯特的话语来说，吉尔兹不仅被认为是为“文本之树而丢掉了构成树的木材”（Hobart，1985，p．46），而且他忽视了不同类型的文本间的关系，它们互相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它们又是如何同语境相连。如果文化的概念像一个具体的事物一样，代表许多最高级的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语境观念，那么两位大师的观点的确定性都已被动摇。在吉尔兹笔下，巴厘岛人所说所做并不仅仅是巴厘岛人的文化方面，而只有在和更加具体化的巴厘岛人的文化观点相连接时才能得到其意义，这就是指当地所有活动的主要语境。巴厘岛人的斗鸡和公鸡拥有意义是因为在那种文化之中有具体的象征符号在“更深的地方表演”。
克里弗德（Clifford）强调了文化的概念和它所处的时间相关的观点。最近他谈到在观点上的一个转变：从一个固定的，静止的，混沌的一体化文化概念转向把旅行作为焦点，看成是人类经历的场地。（Clifford，1997）。现代社会以人们的运动，观念和事物在先前受阻止的文化边界中来回穿梭互为交流为特点。他说：“陈旧的语境的概念，正如一个社会活动发生的固定框架，现在通过人们在不同的“互相交叉的语境”中的运动而变得延伸和散播了（Clifford，1997，p．81）⑩。他还认为保持一些关系的必要，这些关系保存了观点的不同和相对性的功能（引用于Fardon．1990，p．11）。确切地说，正是这些功能使挑战宇宙论，形式主义等等成为语境的任务。虽然全球化的进程也许会导致文化的同质性，但是大多数的人大体上依旧生活在相对小的固定的社会世界中，从那里他们得到了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然而 对于现代主义社会人类学语境的确定性的危机已经导致了一个“后现代”时期的出现。就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来说，这是一个在语境中玩蓄意游戏的态度（Strathern，1987，p．265）。在关于社会行为的相关背景是什么这个更加无限制的意义时，“部落”民族（如果他们还是这个称呼）那些固定的，稳定的文化语境却步了。这个游戏导致了“我们和他们”这个一贯的区别，以及在翻译的客体和翻译者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靠性（注11）。翻译外界行为的人类学观察学者在观察和翻译时也被外界的其他人观察和翻译着。另外，从这点看，文化人类学应该变成一个对话，在其中没有任何一方在任何一个位置或语境下的观察是优先于他人的。用德里（解构主义思想）的意思讲，读者在文本中阅读意思时应该允许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发挥。人类学家不再拥有为他人定义语境和意义的特权了。这应该成为双方对话中的一部分。此外，保罗·斯特拉瑟恩（Paul St rathern［美］）建议，在读者，作者和主体事物之间应该思考建立一个新的关系（Strathern，1987， p．265），以便邀请读者进入到文本和“外部的世界”中进行互动。在语境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看起来是从一个“外部”语境到“内部”语境的运动的一部分。就是说，在这个内部语境中，在文本中读者被邀请互动的地方，他只是和文本互动，而不是把它在外部世界中的意思相提并论。哈维（Harvey）（1999）在对1992年的世界博览会中的研究中指出了相似的问题。世博的参观者在个体性的民族展示中找到了意义。参观者不是在把民族性展示放到声称它们代表的国家体中，而是把它们同参观者在过去已经参观过的其他展示和主题公园的娱乐活动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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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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