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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中国信仰精神的源头
  作者:杨鹏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3-05 | 点击数:18497
 

  被皇家垄断的上帝祭祀

  《尚书》中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这是说,圣人通过“神”和“道”来建立文化教化。文明教化的基础有两个,一个神,一个道。“道”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道德经》,老子专门论述“道”,这是宇宙的基本规律,相当于古希腊所说的“逻各斯”。中国人经常讲,你这个人不讲道理什么的,要讲道理,就是“道”的“理”,道的法则,相当于一种先天的客观规律,也是先天的正义秩序。“道”是规律,“神”不是“道”,“道”是“神”治理宇宙万物的法律。圣人以神道设教,这句话蛮深刻的。可以简化为,圣人以宗教和科学设立教化。认识“道”,就有科学知识。认识“神”,就有宗教信仰。在古代中国,“道”文化蛮发达的。“道”这个文化,就是理解外部的世界运行规律,然后趋利避害,功利,冷静,聪明,在“学道用道”的能力上,这点中国人没问题,中国人聪明而功利。但是,光有“道”是不够的,就像一个人光聪明功利是不够的。一个人还必须有一种内在动力,内在担当,内在自律,这种担当和自律,不是功利性的,而是对善恶是非基本原则的坚守,这种气质从何而来,更多是从宗教信仰中来。

  我有时想,中国文化的开端与西方文化的开端,在人格特征上就有所不同。西方文化史上,有两个人物很有代表性,一个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苏格拉底约处于公元前469年-399年,他坚守自己的观点,不愿委曲求全,被雅典人投票判了死刑,泰然受死。耶稣生于公元元年,为宗教信仰,抵拒世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是希腊理性哲学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基督教信仰的代表人物,两人都为坚持自己的理念与信仰而甘愿受死。只要我们仔细看他们的言行,我们就发现,支撑他们这样做的,是神,是他们心中的神。因为有强烈的信仰所以才如此超越生死,为信仰和观点而牺牲。想想我们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老子,一个是孔子。老子骑青牛往西边走了,烦你们愚蠢,跟你们讲不清道理,干脆不理你们了,自得其乐。一个是孔子,一辈子辛辛苦苦到处跑官,想在官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最后理想又在官场现实中破灭,哭天抹泪而死。但无论如何,两人都挺明哲保身的,活着好好的。一个太聪明,太深刻,也太超越,一个有点笨,有点倔,还有点小算计,但两人都很会保命。人家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靠生命和牺牲换来的。我们知识分子又想独立,又怕事,又想要好处,怎么能独立呢?人格基因有些不一样。

  也许,心中有没有神,与精神独立不独立,自尊不自尊,其实关系密切。有神才有强烈的是非,有强烈的是非才有明确的态度,有明确的态度才有精神的独立。而且,有神才不畏惧死亡,才能独立于权势和财富的诱惑。与上帝同在,谁也不怕。与上帝同在,就遵守上帝的律令。法学界常说的“自由+法治”,精神基础其实在信仰之中。不畏他人才有自由,遵守规则才有法治。我们最希望看到的“自主”、“合作”、“法治”,我觉得神是这一切后面的支撑。说到这,我们知道,孔子多少有点倔,这种倔其实与他心中与“天”有一种内在联系有关。孔子心中的“天”,是至高的人格神。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是信“天”的,所以说孔子不信神是不懂孔子,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是指孔子不语那些小神小怪,他是崇拜上天,只信上天,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正因为认为“天”赋予自己某种文化使命,所以他还真有点自信。讲到这,我们要从“天”开始,来探索一下中国历史上的“上帝”。宗教意义上的“天”这个概念,是从“上帝”这个概念转变而来的。中国最高神的概念,经历过“帝”、“上帝”、“天帝”、“天”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与流行的说法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信仰上帝的宗教文化。今天基督教的“上帝”这个概念,是中国古代的宗教的概念,指的是最高的神,这个词出现在商朝甲骨文中。现在发现的甲骨文中,我大体算过一下,“帝”出现了1200次。“帝”的写法,上面是一横,下面是一个米字,下面的米字是架起来烧的柴火,上面的一横是牺牲,是燔祭的象形文字。上帝的权威包括了风云雨电农业收成建筑祸福命运,总共十六项,这是福厚轩先生做的对甲骨文中上帝功能的一个分析。商代时候的宗教信仰的结构,一个是上帝,一个是自然神,一个是祖先神。现在一说上帝,大家就想到基督教,其实“上帝”是中国的最高神,翻译者翻译英语“GOD”的时候,找了一个相似的中国概念,这就是“上帝”,“上帝”就这样从甲骨文中走到中文基督教中来了。

  “上帝”在甲骨文中,是君王祭祀的对象,后来呢?为什么就不祭祀了呢?大家的常识又错了,不仅历朝历代的君王继续祭祀,而且祭祀还很频繁。大家如果有时间,建议去查一查《诗经》,查一查《礼记》,查一查中国的二十四史,就知道了。记载祭祀上帝次数最多的是《旧唐史》,提到祭祀上帝的记录有190多次,其次是《清史》,有五十多次记载。《诗经》歌颂周朝的祖先姜源,“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孟子》也引用“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这样的句子。我们再来看一些与上帝有关的古代记录。

  《尚书》中这样写:“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你们看,这是伊尹代商汤说的话,我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不敢不去征讨夏朝。

  《尚书》中还这样写:“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呜呼!尚克时忱,乃亦有终。’”

  中国有祭祀上帝的政治文化,这个文化二千多年不中断,但为什么老百姓不太清楚呢?为什么这没有演化为一种民间文化呢,原因就是西汉刘向在《说苑》里面所说的,“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原来如此,君王垄断了上帝祭祀。君王是上帝的儿子,是天子,天子就是天的孩子,所以天子祀上帝,天子是上帝的孩子,只有他能够祭祀上帝。公侯就祭祀那些山神河神海神风雨雷电之类,卿以下就只能祭自己的祖先。时代改变了,随着天子没了,所以就没有人祭上帝了。公侯也没了,所以就没有人祭山川大河了。现在还中国留下来的就是清明节扫墓,祭祖先,就剩这点了。上帝崇拜中断,自然崇拜中断了,只有祖先崇拜还存在。祭祖先的前提,是相信祖先的灵魂还活着。清明去扫墓的人说些什么话呢?我们来看你啊,给你带吃的来了,完全把死人当成活人来对待。烧点钱给你用啊,烧宝马,烧美女啊。为什么上帝崇拜好像不见了,百神啊山川土地那些好像也不见了,为什么?天子没了,公侯也没了,这个文化没有传到民间,平民百姓连普通小官都只能祭自己的祖先,祖先祭祀留下来了。

  “上帝”和“天”这两个概念,内涵是一样的,还有“天皇上帝”。北京有天坛,那是祭天的所在。在北京之外,没有祭天的天坛,因为天坛只允许皇帝祭。如果你不在首都,不是君王,但你也想搞点祭天仪式,那就是谋反,杀头的罪。在日常用语中,我们也还在用与天有关的词,天老爷,讲天理,天呐!二十四史,都在祭祀上帝。我讲这些,想回应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留下的主流文化系统的缺陷,相比起圣经文化,比起犹太文化,我们缺少一个头,缺少一个尾,缺少一个对现实的特殊使命的判定,这样使我们的使命感不够,调动的活力不够,团结的能力不够,这都是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上帝崇拜这样的宗教精神要素,中国人并非从来就没有,同样,以上帝为基础的使命感,中国人也并非从来没有。很有趣的,在《诗经》里面,也有大量的类似这种特殊使命的,神跟中国人这种特殊关系的分析和表述。在《诗经》的一些描写中,上帝与周朝开国人士的关系,真有点像上帝与摩西的关系的描写,这是一种使命赋予的描述,大家看《诗经·大雅·文王》中对周文王的赞颂诗: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这段诗翻译出来,应当是这样的:

  周朝统治者将自己的统治来源,依托在上帝之上,认为自己是受命推翻殷商,受命统治。天命转移,转到我自己身上。上帝是直接对周王说话的,直接指挥周王的。这种祭祀上帝的使命文化的传统,在君王家族中不断延续,王族通过不断的祭祀仪式,提醒自己家人,自己家是受命于天来统治天下的,以此形成统治家族内在的凝聚力与自信力。从《史记》到《清史》,这么多正史中,充满了对上帝祭祀的记载。你们看《清史》,“以迁都祀告上帝陵庙”,迁都之事,要祭告上帝,也要祭告祖宗。祖宗受命于天,子孙要继承天子之位。中国宗教精神基因中,上帝与祖先,是两个核心点。自然神崇拜逐渐淡出历史,但“天”与“祖先”,仍然存在。祭天,祭昊天上帝,提醒自己天命在身,这可是绝对的皇帝特权。皇族因上帝、祖宗而凝聚和团结,老百姓就难以团结了。为什么,老百姓只能祭自己祖先,只能以此形成家族团结,但却不能因此而有更大的使命感和凝聚力。而此,家族之间难以联合,因为各自祭拜各自的祖先,最高的统一的上帝只有统治者才可以祭拜的。中国老百姓的公共精神,难以超越家族范围,这背后是宗教原因,只有家族祖先崇拜,没有超越家族祖先的更具普遍性的上帝崇拜。大家注意,老百姓造反的时候,一定要找出一个超越家族范围的凝聚人的口号。秦末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是面向楚人进行动员的,超越了家族,但没有超越国家,因此对其他国家如赵国、燕国、韩国等地民众没有号召力。朝廷出于统治的敏感,对一切超越出家族范围的具有凝聚力的思想要素或组织,都十分紧张。祖先崇拜,最多团结家族内几百人,上帝崇拜就可以团结很多人。禁止民间祭祀上帝,从政治上说是从心理上把民众分散化,使民众凝聚不起来。看史书,你会发现各种祭祀活动占有皇帝很多时间,周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其实没有根本性改变,宗教祭祀与军事力量控制一直是君王最核心的关注点。你以为皇帝在忙什么呢?在我们今天的朝廷电影中,好像皇帝特理性,天天在分析国之大事与利害算计,十分理性智慧,但如果你看史书,你会发现各种宗教仪式占了皇帝很多时间。这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也许是更大的智慧,昭告上帝,上帝垂佑。

  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日常流行的一些概念和说法是错误的,例如说中国人从来不信神,说中国人不讲宗教,那我得问问,你说的是那类中国人?许多老百姓是信神的,他们只不过习惯把死去的祖先当神了,祈求祖先神灵保佑,这很正常。奥巴马竞选时,也说他刚去世的祖母的灵在天上看着他,这是祖先神。还有就是,中国也有过至高神的信仰,但这信仰被皇家垄断了。北京的天坛就是祭天的,天是什么?不就是上帝吗?其实,很多说中国不信神,随便拿一个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就说孔子不信神,别信他们这个,这是似是而非的理解。孔子不信怪力乱神,但孔子是信天的。

  我还想说一点,这点十分重要。没有一个对至高神的共同信仰,没有一个与自己的民族历史发展紧密相关的至高神的信仰,这个民族没有一个内在凝聚力,也没有共同的敬畏和道德准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华民族还没有真正形成,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的形成,还有一个过程。

  在全球化背景下看中国,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宗教信仰必须是与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宗教基因相关的,必须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变化相关的。我们可以吸收全人类在宗教领域的伟大洞见和感悟,但是,我们仅仅是拿着《圣经》是不够的。仅有《圣经》,我们最终不过就是佩服犹太人,欣赏犹太人蒙受上帝的特殊关爱,我们中国孩子人能从犹太英难大卫身上得到多少自豪感?得不到。能得到多少使命感?得不到。没有共同的至高神信仰,就没有团结,就没有敬畏,就没有共同的戒律。中国肯定要有自己的宗教文化,能够凝聚中华人心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文化跟中国的上帝崇拜传统有紧密关系,应当在中国自己的上帝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将我们无头无尾的文化精神补上,变成有头有尾的精神,使中国的历史宗教化,使上帝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清晰化。

  当然,退一万步,从根本上来说,没有科学自由就没有科学,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宗教。中国自己的宗教文化的发展,建立在宗教自由的基础之上,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宗教发展,而没有宗教发展,我们在心灵中就仍然只是孤魂野鬼,没有依托,宇宙流浪,散沙一盘。心中有神,自然不惧世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宗教自由的前提,是清洗自己的心灵,与神通话,使上帝进入你的心灵之中。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宗教,需要有自己的《圣经》和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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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天益 2009-01-06 1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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