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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现在出了四集了。
张：因为缺钱，后面的两集的稿子都压着，即恭城会议和临湘会议的没有出版。此外，还组织会员开展一些专题研究，指导会员著书，帮助审稿、统稿、定稿，如黄方平、黄钰的《国际瑶族概述》，玉时阶的《白裤瑶社会》，桂林盘福东的《东山瑶社会》，及其他的一些专著，瑶族这方面的专著论文还是比较多的。瑶学会曾经被评为自治区先进学会。第二，我们通过学会来促进国内外民族联谊活动，不断地组织与越南、泰国、法国、美国瑶胞互相访问。其中与美国联谊，从1998年到现在已经是第五届了，越南去过两次，泰国去过好多次，法国去过一次。通过互访，促进国外瑶族研究者，特别是瑶胞了解中国的情况，为树立我们国家民族工作形象、国家改革开放建设形象，发挥了作用。美国的瑶人来到北京，他们说，一年没到，变化大呀！到南宁一看，南宁变化也大呀！去年罗树杰到美国做一个关于中国政府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促进瑶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报告。他们听了后，非常肯定中国政府在瑶族地区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瑶族代表人物叫赵富民，去年我们的团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他正在中国参加乳源的一个瑶族联谊会，一听到中国瑶族代表团到了美国访问，抓紧时间赶着坐飞机回美国，及时赶到西雅图参加会议。在会上，他说：“我可以证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瑶族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会的工作使得国外瑶族对中国的认识加深了。第三，我们培养了一些瑶族研究者，让他们参与活动，提高了他们的水平。这些会员很多不是专门从事瑶族研究的，但是通过参加活动，加深了对瑶族情况的了解，对回去做好民族工作，促进本地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作用。我们也通过他们积累了不少资料。编撰瑶族通史，我们发动了100多名瑶学会会员、瑶族地区的实地工作者做资料采集员，从各地采集了过山榜、族谱、家先单、祖途、契约、碑刻、歌本、宗教经书等一千余万字资料。这些资料除供编撰瑶族通史参考外，现在编写瑶族古籍提要也派上了用场。我们有一个想法，还没有正式向学校建议，我们想搞一个瑶族网页，把所有这些资料整理出来与大家共享。资料太丰富了，所以以后在民院建立瑶族研究中心，应该是完全有条件的。
我们去年年底开了一次学会领导人会议，研究了今年的工作计划：第一，搞一个瑶族文献目录，进而做文献提要；第二，整理档案，我们原来的档案五年前整理过一次。如果把档案全部重新整理好，国内外联网，那要查什么资料，比如要查泰国的资料，一查很快就能查出来。我们这有泰国一个情报中心的瑶族目录，我们自己搞过三个目录，现在又在做一个古籍提要，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网页。但是存在资金困难。我们还上报学校，搞一个瑶族研究丛书。
从广西的民族工作来讲，应当把瑶族研究做下去。过去分工，是按那一个民族的主体部分在哪一个省区，这个民族的研究就要交给哪一个省来完成。瑶族的主体在广西，而且广西这方面研究积累比较多，丰厚。
徐：这跟您的工作有关。对于瑶族整个文化的积累，文化的发展，瑶学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瑶族通史》是一个积累，瑶学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驱动机构。你讲了瑶学会的几个作用：文化的积累，联谊活动，促进发展，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瑶学会这么多年来，20年了，对瑶族的研究做了很大的贡献。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您谈，您曾经做过全国人大常委，作为瑶族代表身份参加的，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不是一般的职务，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民代表的一个工作，后来您又一直在广西政协做常委，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感受，特别是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以后这一段经历。
张：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是1988年，我当代表时也没想过进常委，还进民族委员会委员，我一点都没想到。
徐：这都想不到，天上掉下个常委给你。
张：因为开始突然通知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也很惊奇，到那以后又进常委了。选票数也是比较高的。五年一届，到1992年结束。1992年回来以后我进广西政协做常委，做了两届，到2003年1月份结束。在广西政协做常委又是民族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安排我做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这15年期间，一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主要工作是讨论国家大事和做监督工作，再有就是立法。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构，重大的事情由它来决定。审查监督，听报告、提出意见，我从里面也学到很多东西，积累了不少经验。因为我上的是理论课，过去法律接触不是很多。通过在人大五年的工作，学了民族法，后来我回来开了一个民族法课，给专科生上。这有一个故事，1997年我去越南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他们开始不知道我的身份，大概是邀请人的疏忽，后来一经提醒：这个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越南国家民族山区委员会的主任就特意地来找我聊，聊了一个晚上，翻译是当地的一个苗族领袖叫王琼山，普通话讲得好。我跟他说，中国的民族工作已形成了法律体系，进入了法制轨道。宪法、专门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各类法里面都有相关的民族工作的特殊规定，相应规章有很多。他们听得很起劲。我回来的第二年，他们国家民族山区委员会就到中国来考察了。尽管我参加全国人大的工作，不过我还是一直坚持我的研究，而且我利用全国人大常委视察的机会，视察了很多民族地区，特别是瑶族地区，如一些自治县、边境地区等，边境地区有瑶族也有苗族、壮族及其他民族，这些后来形成报告，在会上散发。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有收获，另一方面对回来做研究工作，做学会的工作，对我自己的学术发展，可以说是很有帮助的。
徐：提供很宏观的一个视角。
张：这种体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不过也比较辛苦啦。因为我还是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还要做好教授的工作，还要完成科研任务、教学任务。我这个人一调回民院就拼命地干活，在那段时间就更加辛苦。
徐：张老师您做过全国人大常委、广西政协常委，您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在一个宏大的视野范围里来认识这个社会，来体验这个社会，再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瑶族社会，所以我觉得您具有一个宏观的视野和非常强的学科意识。我跟您多次开会，参加某种评论某种讨论，我非常钦佩您的学术眼光，您的学术眼光非常深邃。早在1994年年底，您就向我推荐和发表乔健先生的大作：《中国人类学的困境与前景》，这使得人类学在中国的困境与前景问题的讨论成了1995年中国的一个学术热点，您还就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发表了重要意见。事实上，至今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仍没有解决，我想我们能不能就人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张：人类学在50年代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被打入冷宫， 60年代民族学也被取消，因为批苏联修正主义，使得它们完全处于被取消状态。20年后，到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恢复民族学和人类学，做了很多工作，队伍正在逐渐壮大起来，出了很多成果。但是关于学科地位，大家也在讨论，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也是发展中的正常状态。毕竟我们的底子还比较薄，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跟国际同行的交流正在逐渐增多，但还是处于一种新旧交替的阶段。我认为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还处于一种恢复发展阶段，对此评价不要太过高。它是在不断地发展，人数在不断地增多。但毕竟是中断了二三十年，我们同国外脱钩、孤立起来那么长的时间，对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不甚了解。那么长时间受“左”的思想的一些影响，就形成了对国外同行研究的不了解，甚至偏见，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些人，他不太愿意放弃原来的思想，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到这个年纪了，你要他再去读许多国外的书，恐怕他很难做到，特别是那些英文基础较差的人，再加上其他一些客观条件，他还是禁锢在原来的那些框子里。所以在这个学科定位问题上，出现了本来不应该混乱而变得混乱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法解决。
徐：我们人类学研究面临一个很重大机遇，去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开会，经过争取，第十六届人类学2008年世界大会在我们中国昆明召开，请问您对这件事有什么评价？
张： 2008年在我们中国召开这么一次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的联合大会，将会是我们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性的大事，因为会有很多国际知名学者来参加，中国也会为参与这次会议作充分的准备，讨论学科定位问题可能还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会议的讨论将会促进不同意见趋向统一。现在得到的一些信息是，中央民族大学也在讨论学科建设问题，做这方面的工作。
徐：去年10月份开会讨论了。您刚才讲2008年会议在中国开有里程碑的意义，那么怎样才能开好这次会议？请问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
张：既然在中国召开这次会议，首先中国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毕竟在中国召开这样的一次会议是非常难得的。
徐：现在计划按四块准备：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四块放在一起，全部都上，所以就很可能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开一个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会，会议可能要搞得比较大一点，把这四块都组在一起。
张：我认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机构还要进一步研究，怎样组织好文章。
徐：张老师我还记得您曾经提过一个建议，那就是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会组合建成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您这个建议提得那么早，好像是1996年，这件事已经开始在筹备，据说是国家民委领导来做。
张：联合起来好呀，搞学术研究大家互相提意见，求同存异嘛，但是要求求大同存小异，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已经经过几十年的波折，损失几十年，何必分那么多彼此呢？实际上有一些人也是跨学会的，既参加中国民族学会，也参加中国的人类学会。
徐：那都没关系。
张：观念上要开放一些，科学没有国界，哪个是真理可以通过讨论来认识，不要先下一个结论：什么什么科学，什么什么不科学，那个搞法没法前进，先搞一个框框在那里，那不成了一个紧箍咒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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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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