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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以上笔者讨论的不仅是当代手工艺复兴的问题，而且包括器物背后的社会转型问题。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人类正在进入一个高科技化和高人文化的新的社会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一种崭新的社会文明形式。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再进入到这一新的文明形式，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人类的脚步总是要快于大脑，我们已经步入一个新的文明形式，但观念和文化依然停留在旧的文明体系的惯性里。我深信，如果我们没有对新的文明的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也难以得到呈现。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社会结构正在扁平化、散点化；生产规模正在小型化，所生产的产品正在高科技含量和高文化含量化；消费形式正在由线下走向线上；许多传统的手工艺产地正在成为艺术区或文化区，其生产的不再仅仅是产品，而且还有文化空间，是人们的异地生活体验场；线上线下的网络销售使许多的手艺人成为网红，可以跳过中间商直接与消费者见面和交流；人们开发的资源不再仅仅是自然资源，还有人文资源，人文资源的开发改变了人们对于知识的认识，这种改变就是知识不再仅仅属于精英阶层，乡土的手艺知识也开始登上大雅之堂，与精英知识相互交换，在交换中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知识基因库。我们还看到，以往认为是传统的或落后的地方，现在却成为人文资源的富矿区，成为新的文化发展地和新的文化经济发展区等。
类似现象不会仅仅出现在中国，而一定是全球性的，只是每个国家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敏感度不一样，强弱度也不一样，特别是民族的自我意识感也不一样。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大转型，都会有捷足先登的先知先觉者，也有落于人后的后知后觉者。人类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时，中国是后知后觉者，因此近几百年来成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当人类再次遇到新的社会转型，我们能不能成为率先转型的先知先觉者?笔者认为是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来自于文化基因的决定性。
在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时，中国人不敏感，那是受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的框束。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颇不喜机械，常赞“匠心”而斥“机心”，因为机械似乎用人的智巧来驱遣物力，使之欲罢不能，这并不是天趣、物性，而是窒塞天趣，斩丧物性，反过来亦会损伤到人的自性的，不是中国文化理想的境界。也就是说，中国人并不是因为智力上的不够，而没有发展出工业革命，而是因为文化使然。
时至今日，当人类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科技的发展将人类带向了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人们却开始感到生态的危机，普遍希望通过人文的平衡将人类带向一个生态丰裕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是否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是“天人合一”，提倡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物之性而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正是有着这样的哲学观点，使得中国人在改造自然的时候，追求的不是人工之美，而是“鬼斧神工”“巧夺天工”的天趣之美、自然之美。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观点和眼光来造物，整个世界的发展就会改变方向，与自然相处的态度也会得到改变，由以前的对立改造转变为和谐相处，而且中国人既不愿在武力上尽量扩张，向外征服，同时又不愿在财富上尽量积聚，无限争夺。这正是未来人类走向生态化和全球化所需要的文明态度。
我们今天应该用一种文艺复兴的态度，将中国手工艺内在的哲学精神重新激发出来，为当下甚至未来的社会发展服务。正如梁漱溟所说，人类的文化就是在“过日子的方法”中形成的。只有通过更新中国人“过日子”的方法，才能从“旧文化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这种新的文化所导向的是一种和平的“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的文化，可以将人类社会导向一个生态丰裕的新文明时代。这也许是中国人在这个时代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一种新的思考，其实这种思考，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提出来了。除钱穆和梁漱溟外，费孝通也曾指出，手工艺配合于家庭、邻里等关系之中，又配合在其他的生产活动之中，使它成为支持完整生活的力量，而不是破坏其生活活动的力量。手工艺生产活动是迁就人性的，可以加强社会联系的力量。“人不能是一个经济动物，更不是一个抽象的经济人，人和人的联系也不能专门是利害的结合、活动的配合。”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他曾问道：“手工业崩溃的结果，使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分发展障碍了个人人格和社区生活的完整，这是必然的定命的路线么?我们中国人也不能免于这个下落么?”
在费孝通发问之时，面对的是讲究效益和速度的工业化时代，手工不敌机器是一种必然现象。但在今天，当人类已经进入不再是讲究效益而是讲究意义和价值的知识化时代，手工的价值已经日益体现出来。中国的农工相辅的文化基因正在起作用，我们考察的这些地区的手工艺都是与当地自然环境有关，与当地农民生活息息相关。工业文明以后，许多手工业都已经消失，城市成为工业的中心地，而缺乏工业的乡村则普遍呈现出衰败和贫穷的样貌。费孝通曾经提倡将工业保持在乡村，保持中国农工相辅的传统社会结构。他认为，当机器活动利用蒸汽的动力时，各部生产机的位置必须靠近发动机，而服侍机器的人也必然集居在发动机的附近，于是在工业兴起的过程中就产生了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但电讯技术的出现，使工业不一定要集中于城市，因为新工业发展到现在，在形式上已不一定需要人口的集中，而我们在技术上也已经有了维持手工业的精神和社会方式而改进技术的可能了。他当时提出的这一建议可谓高瞻远瞩，但在没有互联网和高铁的时代，要在技术层面实现是有相当难度的。时至今日，费孝通的理想已经在迅速实现。本文提到的云南新华村、山东杨家埠、福建仙游镇等，都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显然，手工艺复兴不仅是一个文化发展的问题，还是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事。笔者近期提出的“生态中国”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手工艺也许能够成为新的社会形态的一场新技术的变革。表面看来，手工艺是传统社会的遗留物，但当我们重新使用它和思考它的时候，它也许就成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的产物。就像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表面看起来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中找资源，但发展出的却是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手工艺复兴，就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次新的文艺复兴，看起来是在复古，实际上却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而且这一全新文化的创造是从手工艺重塑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哲学观念开始的。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1年0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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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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