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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建春]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趋向的新观察
——从两个语境和一个意识切入
  作者:庞建春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9-10 | 点击数:17433
 

  四、研究领域的创新2:节日文化研究和民间信仰研究

  下面要谈到的是中国民俗学在完成经世济民的当代命题中凸现出来的两个研究热点:节日文化和民间信仰。它们都与一个社会实践有关,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学科的当代立场是近年来中国学者探讨较多的一个问题,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扩展,民俗学者将回应锁定在这个社会实践当中,除了参与政府主导的实际工作外,积极探讨和提出学理上的依据,以期在理性地推进这项工程的同时抓住时机发展民俗学的理论,其核心是回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重构的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表的地方文化、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复兴问题。这时复兴和重建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领域“节日文化”和“民间信仰”进入了民俗学者的理论视野。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在学界不是新鲜事,但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深入,它逐渐上升为当今民俗学的核心议题,打开了原本局促的研究视野,在研究理论和资料建设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 节日文化研究的新命题

  在传统民俗学构架中节日文化的研究主要属于“岁时民俗”的范畴。节日问题成为当代民俗学研究中的弄潮儿并不完全是学者追求的结果,而是时代思潮和包括基层大众在内的社会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具体来讲,首先是社会自身产生了通过传统节日的新生来构建当代公共文化时空的需要,接着通过敏锐的学者和政治精英的呼应和力促,传统节日正式登上了当代代表性文化的舞台,成为国家时间制度中的重要角色。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民俗学者积极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发展了自身理论的阐释力。这里打开研究视野的标志性事件是2005年中国民俗学会和北京民俗博物馆联合召开的第一届东岳论坛暨“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和同年9月民俗学会下属机构召开的“乙酉中秋论坛”。2006年和2007年又分别召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东岳论坛,主题分别是“中华民族新年的庆典与习俗”和“文化空间——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这些前沿性的研讨相对固定和具有延续性,吸纳了多种学术资源的参与,使得传统节日的研究本身广泛化、深入化和现代化,同时民俗学理论的应用得到了深化。

  需要多加说明的是,除了理论探讨外还出现了两类新的研究成果。第一是文化志书类的系列传统节日民俗志撰写,比如2009年三联书店的“节日中国”系列丛书,撰写者均为民俗专业的学者,他们结合史志文献和地方节俗调查报告,按照溯源和分项节俗深描的方式展开叙述,向社会大众提供认识传统节日文化形态和意义的普及性读物,为这类节日的公共化提供理论支援;第二是开辟“岁时节日”研究的专门领域,比如2009年已经有学者撰文梳理1980年代以来的“岁时节日”研究学术史。

  2、 民间信仰研究的新动向

  民间信仰是中国民俗学界当代立场下选择的另一个提升阐释力的研究领域。它被选中的代表性学术事件是2009年的“海峡两岸第二届民间文化学术论坛”。这个论坛是近年来中国学界较具分量的研讨会。首届举办于2007年,主题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新视野”,研讨并非具体个案交流,而是就当前社会巨变期民俗学的理论应对进行认识上的沟通,寻找并促成今后具体领域里的合作研究。首先被选中的就是民间信仰。2009年论坛的中心议题是“文化传统与民间信仰”。这个题目本身蕴涵了中国学界当下提出和探讨这个问题的理论出发点。首先是文化传统问题。学者们提出近代以来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有很大偏差的,甚至是有偏见和谬误的,突出表现在对民间信仰的界定和社会功能的认识上。近年来的传统文化复兴热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却恰恰又是民间信仰的全面复兴,比如重建民间庙宇、恢复民间仪式活动、重新传讲各种信仰故事等等。如何反观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界定和阐释的政策影响和社会影响,如何为民间信仰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持,由此提升民俗学的当代阐释力,这些成为民间信仰研究当下热的必然性所在。

  和节日文化新研究一样,民间信仰领域本身也是研究传统的,但有待于站在新立场和视野下的反观。有的学者从这样的角度提出了问题。有的学者则是从政策导向和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加强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重新衡量其在一个社会文化建构中的地位和价值。不过与节日文化新研究不同的是,这个领域研究的新思路提出略晚,尚待时日去具体化和深化。

  结语

  综上所述,从时代语境、学术语境和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今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趋向可以归纳为传承经典和知识创新两大主题。

  所谓传承经典指的是站在当代立场上的中国学者虽然看到了以往理论框架不适应于当下国际视野、跨学科发展趋势的需要,但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认识到这个传统框架奠定的中国民俗学基础是深厚的。如果轻易地抛弃这个传统,那么我们的研究将离民俗学的主体性越来越远,以至于被涵盖到其他学科中去。因此他们充分肯定传统理论的历史合理性,然后站在学科主体性的立场上,根据今日的社会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前面已经谈了很多创新点所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加强民俗学的主体性并不是一种浪漫主义情怀的呼唤,而必须是继承的创新。今日中国学界如果轻易地抛弃学术传统无异于放弃站在巨人肩上的可能,而只有站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发展出巩固学科主体性的新学说。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为今日的传承经典有两个表现,一是传承传统理论;二是立足于传统理论框架完成新时代的资料研究体系工作,比如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国民俗史的当代撰写等。

  所谓知识创新当然指的是在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上的新主张、新学说。在这里特别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些看上去相对偏激的批判理论,虽然对待学术传统的态度不够中允,但是过激的论点却起到了刺激学界反思学科理论生命力所在的积极作用。除了正文中分论的新领域开辟外,这里还可以归纳出一些中国学界的新共识,比如关注社会结构变动对于民俗传承和变迁的影响。再如重新从书写与口传双重性的角度,还原民间文献的流传原生态,建构分析活态性的民间文献的研究模式等。另外创造当代书写民俗的模式,也是今日中国学界知识创新的重要领域。

  总之当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表明,社会思潮为民俗学的诞生创造了理论生成的土壤,同时民俗学的研究也必须具备推动社会思潮发展的力量才能具备旺盛的生命力。我认为具有创造性和推动作用的阐释力不仅是民俗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更是民俗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所在。作为一门传统学问,民俗学的兴起大多与文学和历史学相关,而随着时代和这门学问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代民俗学者关注到民俗和现代化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认识到这一点的学者研究一方面紧密地和传统民俗学重视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密切与迅速变化着的当代社会相联系,直面现代化给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提出的问题。虽然这些学者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但是笼统地来看有一个共同点是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描述和阐释现代民俗,发展出具有推动力的学术主张。目前我们还非常缺乏的是充足的具有研究范式探索意义的研究成果。换句话说,我们还有待于在民俗学的不同领域里构建起新视角立场下相对成熟的研究概念体系和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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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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