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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法定位：系统开展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必由路径
方言学者和民俗学者都已经关注到方言和民俗文化互为表里的现实，他们对方言民俗词语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刁统菊立足山东方言研究方言与民俗的关系，认为方言与民俗具有共同的基础，“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离不开特定的方言词汇，大量的方言现象和民俗事象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邢向东《汉语方言文化调查：理念及方法》面向语保工程而作，也特别强调要下功夫深入挖掘和揭示方言词语、民俗事象背后的文化意义。但是立足民俗学的研究往往并不进行全面的方言词语调查，语言民俗材料有一定局限性。在缺乏大量词语例证支撑的情况下，民俗文化的区域性和系统性难以得到体现。近现代以来方言学的繁荣，虽然客观上推动了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但是立足于方言学的词语研究更关注语言本体，阐释民俗文化内涵不是其主要工作。事实上，系统地开展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才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方言词语反映地域民俗文化的作用。
“语汇”“图典”“典藏”和王作新《三峡峡口方言词汇与民俗》等，都按照民俗类别对方言词语进行归类，研究方法上也有诸多创新，但仍有明显不足。比如调查研究并未像方言那样“全面开花”，而且词语民俗内涵的阐释深度和阐释方法等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民俗文化阐释往往失之偏窄、偏简、偏浅。这些成果，一般采用词典式词语汇集和释义的方法，对于词语在具体区域民俗背景里的民俗文化内涵，未作深入发掘和全面阐释。或者可以说，由于“词典”的性质和定义式阐释方法的束缚，使得它们更局限于“语言学”或曰“民俗语言学”范畴，而未真正进入“语言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如“语汇”有“回门”，未作解释；有“大唤”，只解释为“婚后十天回娘家”。至于如何回、怎么回、娘家人来不来“叫回”等，都应该交代而没有交代。
本研究定位于“语言民俗学”，词语仅仅是一个线索或一面镜子，最终目的是通过它深入发掘和观照所蕴藏的方俗内涵、民俗事象。一个或一组词，就可能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地方民俗画面，形成一篇缤纷多姿的语言民俗学论文；一类或几类词语，可能就是一部语言民俗学专著。这清楚地体现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的基本精神。另外，方俗词语研究涉及方言本字的考证和部分词语意义的源流变迁问题，所以尽管不重考源，偶有必要，也须涉及。
总之，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方法虽深受方言学等其他学科的影响，但有其特殊之处，具体的调查和研究方法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一)制定方言词汇分类和民俗学分类相结合的词表
方言调查需要参照《汉语方言词汇调查手册》等制定相应词表，方言民俗词语调查则要参照方言调查词表，针对具体方言区内的民俗词语，制定相应的专门调查词表。词语的排列顺序可参照方言调查词表的排列顺序，一般按意义分类，次第排列；同时还要照顾到民俗文化这个“纲”，以“纲”来统领相关词语。
词表制定的原则可采用开放式，也可以采用封闭式。开放式词表，是指调查者提前设置调查的大类别和小类别，但是不必具体到每个需要调查的词语。这种词表在实际调查的时候有相当的自由度，可以通过提示被调查人、鼓励被调查人主动描述本地方言民俗词语及其民俗含义，减少对被调查人的约束。这样做的好处是被调查人获得更多的自由，甚至能够说出出乎调查人意料之外的词语。封闭式词表，是指调查者提前设置好的调查词表，调查过程中只需要按照词表逐一提示即可。这等于调查人给被调查的方言民俗词语划定了一个词语“圈儿”。一般来说，封闭式词表需要调查人根据自己家乡的方言民俗词语情况制定，调查人要熟悉包括家乡在内的民俗文化和方言民俗词语的基本情况。封闭式词表大类的划定，既要参考已有的方言调查、方言民俗词语调查成果，也要参考民俗学的分类原则；还要注意和方言调查的区别，根据地域民俗文化特色增加相应词条，删掉不含明确民俗文化信息的方言词。
(二)穷尽式搜集方言民俗词语
基础性和广泛性是方言民俗词语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基本特征。正如刘铁梁所说：“语言民俗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民俗类型，很难作为一个分立于其他类型的民俗现象来看待。一方面，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任何交际场合都离不开口头语言；另一方面，口头语言包罗万象，其内容涵盖了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方言民俗词语调查应该对具体区域的词语进行穷尽式搜集，对含有民俗文化信息的方言词语一网打尽。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以点带面”，不断扩大调查区域，对更广大范围内的方言民俗词语和民俗文化状况进行系统整理和区域间比较。
相关资料的搜集和分类整理是任何一门学科研究的基础，语言民俗学也不例外。方言民俗词语的基础性和广泛性是必须顾及的特征，所以方言民俗词语能够实现且有必要进行穷尽式搜索，否则很多“小微”词语可能因为不具备地区民俗的“整体价值”或“价值不大”而被忽略掉。如织布机属于生产民俗里的一种工具，相应零部件词语只对应着“织布”生产民俗的细枝末节，有些游艺民俗类词语仅见于某一狭小区域或极少数的人群等，均易被忽略。
(三)准确把握词语描写和文化阐释的关系
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以方俗词语为线索挖掘地域民俗文化，因此包含“调查”和“研究”两大方面。调查摸底是第一道工序，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当然，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民俗的变异性，好多民俗词语已经消失或变化，“调查”就带有发掘整理的性质，调查过程中也不乏判断鉴别之类的研究性思考。“调查”落脚于“词语描写”，即全面、准确地展现词语的语音面貌、基本结构、基本词义和本字字形等。描写的工作做不好，结合民俗的文化阐释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容易流于空泛和肤浅。
在词语描写的基础上，结合区域民俗背景阐释民俗文化内涵，是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区别于一般方言研究、民俗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以婚嫁类方言民俗词为例，每个相关词语都是该地区婚嫁风俗文化的组成部分，把它们的民俗文化内涵、社会背景阐释清楚，该地区婚嫁类方言词汇系统和婚嫁民俗文化才能完整呈现。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语言”压过“文化”，否则会影响文化阐释的丰富性，进而影响民俗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成果展现形式具体包含四个部分：有词语，必有释义，必有阐释，必有例证。这里的“阐释”不是纯民俗学意义上的界说，研究者的目的是基于民俗内涵阐释，全面展现该地域的民俗文化。如《山东方言词典》所收鲁西南地区“添箱”，其民俗源流等不是研究的重点，但要补充“添箱”行为主体、数量及差异、添箱方式以及当代的变异状况；补收该地区的“喜秤”(用以挑开蒙头红的秤杆儿)、“喝汤”(吃晚饭)、“茶”(白开水)等词语，注明词义，并作民俗文化阐释。以鲁西南新兴方俗词“开发区”为例。这个词的基本词义、词义色彩等词语描写内容点到即可，主要部分则是阐释其所反映的特定地域、特定时期农村家庭结构和养老形式变化等民俗信息。
开发区[khAi24 fA24 tɕhy24]：鲁西南某些地区指农村老年人在村外所建连片的养老房，由国家批准设立的产业“开发区”比喻引申而来，反映局部农村地区新出现的一种居住生活民俗现象。
该词起初为贬义，含有对该村年轻人“不养老”现象的嘲讽。这种嘲讽源自农村传统大家庭观念。农村宅基地按男丁分配，每一个儿子至婚龄分到一处。两个儿子则父子三“家”两处。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父母应该和其中一个儿子(依家庭约定)同院居住至终老，后来出现儿子轮流养老居住的情况。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也开始被年轻人排斥，老人被迫到自家打麦场等地自建小规模养老住房。这种现象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子女不孝顺的结果，人们称之为“不要爹”。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人们以其位于村外且连片建设而戏谑地称之为“开发区”。因为这种形式能够让老、少“家庭”避免诸多生活的不便，获得了较大的生活自由，终于被普遍接受，“开发区”更多地被称为“养老房”“老年房”等，均为中性词。
该词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家庭原因。首先，与农村的宅基地政策有关。其次，与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不再需要打麦场有关。在打麦场建房属打擦边球，现已被禁止。再次，最重要的是和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有关。物质生活的提升必然要求扩大生活空间，增加“小家庭”及个人生活的自由度，于是曾经让人感到难堪的“分家另过”成了正常现象。该词形象地反映了农村传统大家庭分崩离析的现实，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老、少两代对于生活独立和空间自由的追求。
“开发区”的出现给农村生活带来了诸多变化，如拜年于此区域较为集中。尽管已经变成了一个中性词，但“开发区”仍带有一定的调谑味道。如：“大爷爷，啥时候进开发区啊!”“找他爷爷?去开发区找去吧!”
(四)注意把握好词语民俗文化内涵阐释的深度和广度
在语言民俗学研究者的眼里，语言行为是民众整体生活的一部分，是在具体情境里为满足生活需要而发生的，语言的意义和功能也是为生活情境所规定的。语言民俗学研究就是要将语言行为放在民众生活的整体中来看待。以称谓词语为例，费孝通曾经指出：“像其他一切语言资料一样，亲属关系的称谓应该结合其整个处境来研究。”这个“处境”就是指这些称谓使用的现实、称谓双方的真实情感态度等，语用学称之为“语境”。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也需要把词语的语境讲清楚。即使不能深入到“民俗精神层面”，“内涵阐释”也算是一种系统的民俗学意义上的解说。
因此，方言民俗词语研究要避免仅仅实现“词典式”词语汇集和定义，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词语的民俗文化内涵的发掘和阐释上。这种阐释是为民俗学服务的，需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要考虑到词语的民俗背景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以说，面对经过系统调查和准确描写的词语，要“不厌其烦”地进行民俗文化的发掘和内涵阐释。以鲁西南颇具特色的含夫姓称谓“老×(夫姓)儿”为例。
老×儿：鲁西南部分地区传统农村社会对夫家姓×的嫁女的称谓，可用于面称和背称，属于“含夫姓称谓”。“老”为前缀。传统农业社会嫁女的娘家长辈和兄嫂使用，一般不区分亲疏，有明显的亲切感和敬意。使用时一般带有儿化，周边地区也有儿化不儿化两可现象。这类称谓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普遍使用。今天大约70岁以上的人群普遍使用，大约60岁以下人群不用。
以嫁女婆家姓王为例，该称谓即为“老王儿[lɑu44 wãr41]”，他姓类推。如“哦，老王儿来了，没抱孩子来啊?”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使得汉语的亲属称谓非常复杂，由于年龄辈分等关系，该称谓又有诸多变式，比如弟弟或晚辈对于嫁女的称谓。如果是亲弟弟或亲侄子，嫁女出嫁前后都称“姐姐”“姑”或“大姐姐”“二姐姐”“大姑”“二姑”等，不改口，也不必区分面称和背称。反之，则面称和亲弟弟一样，背称则多为老王姐姐、老李姐姐、老王姑、老李姑等。对姑奶奶的称谓规则同此(因关系较疏远或出嫁既久，诸姐、姑、姑奶奶的排行大小或许已不易区分)。此时“老×”后接其他亲属称谓，儿化现象随之消失。如果姊妹俩婆家都姓王，长辈和兄嫂面称均为“老王儿”，背称则以“大老王儿”“小老王儿”区分。如“大老王儿昨天来给她娘送节礼了吗?”晚辈亦然，如“大王姑”“小王姑”；或可用婆家所在村庄加以区别，如“张庄的(那个)王姑”。若系独女，则出嫁后用夫姓作区分的语境和必要也就消失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道理在此。
该类称谓的使用与传统社会妇女“三从”等旧道德有关。封建社会妇女好多没有名字，或者仅有一个小名，出嫁后对其采用本类称谓，是对她有了新的家庭(说白了就是新的从属关系)的一种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地位提高，有了学名，但是人们仍然采用这一称谓。这既是一种语言习惯，也是一种民俗传统。姑娘出嫁回娘家，除了最亲近的人采用旧称(原名或小名)，其他人多使用本类称谓。今天大约60岁以下的人往往在妇女出嫁前后直呼其名。但是如果嫁女做了奶奶、姥姥，直呼其名在农村并不恰当，应该还会选择本类称谓。
“含夫姓称谓”从“既嫁从夫”的旧道德而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新型人际关系、婚嫁观念等逐步形成，本类称谓有关旧道德的作用和意味已经淡化，而对于嫁女角色转换的标记和区分作用正是其积极的民俗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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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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