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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诗研究格局的新变：21世纪初期的史诗研究
21世纪初期，口头诗学在学理上给中国史诗的搜集整理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而又科学的指导，中国史诗的搜集整理有序科学地展开，更加关注史诗歌手、史诗演述传统、演述语境等。同时，中国学人不再以书面文本的眼光观照口传史诗的搜集，纠正了口传史诗中“权威本”和“精校本”观念的偏颇，更加关注搜集方法的运用，把短期和长期的田野作业方法综合运用在史诗的搜集上，加大田野研究的力度。在科学化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史诗的搜集整理取得了较大进展，新的搜集整理成果不断出现，在口头诗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助推下中国史诗研究范式出现了转换，研究格局出现了新变化。
90年代史诗研究主要是书面文学的研究范式，或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史诗的产生年代、形成和发展规律，或从文艺学的角度探讨史诗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艺术特点、语言特色，或从社会制度文化角度分析史诗所体现的社会组织结构、婚姻家庭、民族关系、经济思想、战争与军事思想、民俗文化等，或从结构层面对史诗进行母题、类型和叙事特点的研究。这些研究多以书面文学理论为参照框架展开，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史诗演述、演述语境、演述传统以及文本与语境的关联等。新世纪初，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许多中国学人开始对以往中国史诗研究的书面文学研究范式及其具体结论的偏颇展开理论反思，有心纠正将中国史诗作为书面文学作品展开的文学和社会历史阐述的学术理路。他们不约而同地亲往哈佛大学求学，共谋将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Lord）创立的口头诗学引入中国学界，提出了史诗研究学术关注的中心要由书面转向口头，而且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巴莫曲布嫫的《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等给中国史诗研究的口头范式和学术转型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学术范例。
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以“口头性”和“文本性”为问题导向，借鉴口头诗学理论和实地的田野观察从“没有‘权威本’或‘标准本’”、“‘一个’诗章和‘这一个’诗章”、“从个别到一般：文本间的互涉关联”、“表演中的创作：口头诗学的文本阐释”、“文本与语境的关联”等五个方面科学地阐述了口传史诗的文本属性，革新了以往民俗学界的文本概念，对民俗学界的“文本理论”的讨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以口头诗学理论为依托，以冉皮勒演唱的《江格尔》史诗中的一章——《铁臂萨布尔》的现场录音整理本为样例，对其“语词程式”、“程式化传统句法”、“程式的类型、系统及功能”进行了精密的诗学分析，总结归纳了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特质和创作法则。它对蒙古史诗诗学的开拓性探讨，给往后的蒙古史诗研究，乃至中国史诗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启示。它根据蒙古史诗传统而创用了实证性的、可操作性的分析模型和对既有文本的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的建立，给中国史诗学界、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界在学术方法上带来了一种范式性的变革。
尹虎彬的《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从“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口头诗学与民族志”、“程式与口头诗歌的语言”、“主题与故事模式”、“口头诗学的文本概念”、“帕里、洛德与民俗学”等多个方面立说，采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文艺学和古典学等跨学科视野，以帕里、洛德、纳吉、弗里等口头诗学的领军人物的著作为支点，对口头诗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学科形成、历史及其演进过程做了精当的论述，勾连出了它与古典学、语文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联，阐述了它在20世纪世界民俗学的地位以及对中国史诗、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意义。
结合义诺彝区美姑县《勒俄特依》史诗演述传统的长期田野实践，巴莫曲布嫫剖析和批评了史诗汉译本《勒俄特依》的文本化及其工作流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炼出“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概念。它的提出已经超越了个案的意义，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理性思考，对史诗学、民间文学以及民俗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她以义诺彝区美姑县《勒俄特依》的史诗演述传统及其演述人曲莫伊诺为田野个案，从认识论的角度引入“叙事语境——演述场域”这一实现田野主体性的研究视界,观察与捕捉口头叙事的本质性表现，以“史诗演述传统的‘在场’”、“演述事件的‘在场’”、“受众的‘在场’”、“演述人的‘在场’”、“研究者的‘在场’”五个要素及其联动的同构关系确定史诗演述的场域，在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搭建起一种可资操作的田野工作模型，探索一条正确处理史诗文本及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信息的田野研究之路。这廓清了史诗学、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在田野—文本之间产生的一些模糊认识，重新确立了田野—文本之间的学术互动与关联，给中国口传史诗研究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学术范例。
经过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对口头诗学系统的介绍、翻译以及本土化，以口头诗学为理论支撑，以具体史诗演唱传统的个案研究为技术路线，立足本民族史诗传统的史诗研究的内在学术理路逐渐在中国学界确立。一大批中国学人开始对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产生浓厚的学术兴趣，纷纷将其诉诸学术实践，进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学术关注点，如陈岗龙关于东蒙古蟒古思故事和说书艺术的系列研究以及塔亚关于蒙古史诗的专题研究。斯钦巴图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阐述了蒙古史诗中程式的特点以及主题和故事范型的程式化特征，揭示了蒙古史诗文本的构成与隐喻意义。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把《玛纳斯》置于“演唱中创编”的口头生态中，揭示了《玛纳斯》演唱文本的生成过程，对《玛纳斯》的演唱传播规律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和总结。
口头诗学在中国史诗学界的运用和实践直接推动了中国史诗研究由书面范式转向口头范式，中国学人自觉地以口头诗学观照一些书面文学理论所不能科学解释的史诗演述事件，重新发现与考究那些被书面文学理论遮蔽的与史诗演述传统相关的诸多问题。钟敬文曾在给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撰写的序言中提倡和呼吁史诗理论的转型，肯定口头范式在将来的史诗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的普遍意义。以钟敬文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界的学术权威和学术地位，他对口头诗学在中国史诗研究中学术价值与意义的肯定使得口头诗学成为21世纪初中国史诗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共同关注的学术话题，许多中国学人都参与进来，从多个层面对其展开了探讨与研究，形成了具有某些一致性的“学术共同体”。
随着口头诗学本土化实践的展开，中国史诗研究的价值取向、方法技术和问题意识发生了改变，研究格局呈现新变化，逐渐“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他观走向自观”、“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而与之关联的成果和学术团队也愈来愈在国际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且赢得它们的赞誉与尊重。
与此同时，随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提出及其热烈的学术讨论，中国史诗研究话语的提炼与本土诗学体系建构的探索是21世纪史诗研究的重要理论话题，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对此具有示范意义。在论述蒙古英雄史诗中关于原始崇拜、婚丧嫁娶、祭祀庆典等生活习俗的描写时，巴·布林贝赫用民俗学的理论方法挖掘它们深厚的传统文化内蕴。在探讨蒙古英雄史诗的“宇宙结构”时，他从“诗性地理”“史诗学”和佛教宇宙模式入手，对蒙古英雄史诗中反复出现的“三界”“时空”“方位”和“数目”进行对比和三维结构的分析，勾勒出蒙古英雄史诗的“宇宙结构”。他创造性地从蒙古民族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生活习俗和生活理想等各个方面综合考察英雄人物的美学本质，从而使得对英雄人物的论述具有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高度。在分析骏马形象时，巴·布林贝赫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将它与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命运、思维、心理、审美等多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勾勒出骏马形象的美学历程和归宿。在分析蒙古英雄史诗的意象、诗律、风格时，从文艺学的视角分析蒙古英雄史诗的形式特点和基本风格，以“意象”“诗律”为切入点阐述蒙古英雄史诗崇高的艺术风格。可以说，巴·布林贝赫已经突破单学科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藩篱，开拓性地综合运用文艺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美学和诗性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蒙古英雄史诗进行交叉整合研究，把诗性、历史性、哲学性和综合性等四个特色融于一体，在立足本土材料的基础上对蒙古英雄史诗诗学体系展开理论总结，这不仅仅具有填补了蒙古英雄史诗研究一大空白的意义，更在于他以积极严肃的开创精神把蒙古英雄史诗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的高度。
可以说，中国史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间传承人研究、美学研究、类型研究、资料数字化建设、学科制度化建设以及重要学术事件与学术活动等诸多史诗研究面向还有待日后从容归纳与总结。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史诗研究也有着许多不足，在传承人、文本、理论建设、学术格局、学科制度化建设、史诗学术共同体等方面还有待完善与提升。而最为核心的问题是，通过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实践，创造出原创性的核心理论，提炼出中国特色的史诗研究学术话语，将中国史诗的研究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形成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民族学、音乐学等多学科视野中的中国史诗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的学术方向，为建构中国史诗学的学术体系积累经验，推动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生成。同时，对中国史诗研究对象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视野多维化的学术思想理论体系进行科学的总结，创立中国史诗研究的范式，充分带动中国史诗研究向前发展，增强中国史诗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与国际史诗研究对话的能力。
（原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3期，注释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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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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