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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与讨论
明清白鹿营“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有着不同的阶段，而每一阶段都有新的族群性生成。明晚期，是“水田彝”国家化进程的开端。这一时期以卫所招募营兵为契机，部分大凉山彝人从高山进入平地。在身份上，他们从不受国家约束的化外之民变成卫所直接领导的营兵，开启了其国家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由于环境的改变、土地资源的获得，白鹿营等彝族聚落形成，其生产方式也逐渐从先前的高山游牧和渔猎向平地农耕转变，其族群特征由此与高山彝族逐渐区别开来。清初至乾隆晚期，进入到“水田彝”国家化进程的重塑阶段。受明清交替之际战乱的影响，白鹿营彝族在入清之初一度游离于国家之外。自康熙晚期四川招抚土司开始，他们又再次进入国家体制之内。但在相对封闭的土司制度制约下，直到乾隆晚期白鹿营彝族在聚落形态、基层权力格局和风俗文化上虽有所改变，但仍旧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这与晚近人们所观察到的“水田彝”不同。乾隆晚期至清末，为“水田彝”国家化进程的巩固期。这一时期，白鹿营虽仍为土司管束下的一个彝族聚落，但却同来到土司地区的汉人一起被编入保甲系统。在与同甲汉人的互动过程中，白鹿营彝族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在聚落形态上被汉人四面包围，在经济上地主经济形成，在地方族群关系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在文化上兼穿汉服、用汉姓、取汉名、写汉文、说汉话，在观念上国家认同进一步增强。这些新的特点使晚清以来“水田彝”的族群性得以彰显。概言之，“水田彝”的族群性，正是在国家化进程中一步步生成的。脱离了国家化这一脉络，便不能深刻理解其族群性生成的机制及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国家化进程中白鹿营彝族接受了汉族的部分文化习俗，形成了新的族群性，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原有的彝族文化和自我认同，从而成为一个既不同于平坝汉族、又不同于高山彝族的“水田彝”群体。这体现出白鹿营彝族在面临社会变迁时具有的自主性和文化适应能力。“水田彝”的自主性何以存在？郝瑞（2000:127）指出，坚持民族内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肖雪（2007）则将其原因归为宗教信仰的传承。而本文认为，清中叶以来汉彝在地方上激烈的资源竞争，亦在客观上强化了“水田彝”的自我认同。这是其虽身处汉人包围之中，却不被汉人所同化的另一重要因素。
针对边疆族群如何整合进国家这一问题，“华南学派”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研究显示，积极对国家制度加以创造性的解释和利用是明清时期边疆族群国家化进程的重要特征。这对于认识传统中国政治统一性与地方文化多样性并存的格局具有重要的启发。不过，其学术实践主要针对平地上的族群而言，对高地族群的国家化进程及特点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而斯科特对东南亚及中国西南部分省份的研究，则集中讨论了地理高度这一因素对边疆族群国家化进程的影响。他指出高地族群利用地理上的优势，采取长期逃避国家统治的生存策略，直到晚近国家权力绝对强大，才将高地完全纳入统治。这一论断在大凉山高山彝族身上可得到部分的验证。大凉山的高山彝族直到解放前仍以放牧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维系着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结构，延续着传统的彝族风俗文化，并依靠山区在地理上的优势与国家保持着距离。他们以大凉山为基地，控制从西昌到大渡河以北山区的道路，并经常对道路沿线的商旅、村落，甚至是安宁河谷地的村庄加以侵扰。尽管晚清、民国年间，国家曾试图将自己的权力深入山区，但收效甚微。这一局面直到解放后才得以彻底结束。由此观之，大凉山彝族进入国家的过程，与斯科特所描述的高地族群国家化进程颇为相符。
然而，以上只是高地族群历史的一个面相，并不能代表高地族群国家化进程的全部。笔者认为，斯科特在认识高地族群与国家的关系方面，过于强调两者的对立，而低估了二者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例如，斯科特认为，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原王朝扩张的压力造就了一个将人口不断推向山地的单一历史过程。尽管这一压力时有时无，但总是朝着一个方向（James C.Scott，2009:142）。由此可见，在斯科特看来，国家总是单一地迫使低地人群向高地迁徙，而难以见到相反的运动轨迹——即高地族群选择融入国家所控制的低地。在谈到高地族群内部竞争时，斯科特亦强调后来进入高地的族群若军事实力较强，则会迫使原来的族群向更高的地方迁徙；若后来者实力有限，往往只能占据那些位于高处的小块地带（James C.Scott，2009:140—141）。总而言之，不管实力如何，高地的族群之间若发生竞争，他们毫无例外都是继续在高地寻求自己的资源，而不是选择迁往平地。结合“水田彝”的案例来看，上述认识过于绝对。吴恒（1987:33—34）、郝瑞（2000:112—113）在四川安宁河谷地区的调查均显示，“水田彝”原本也是居住在大凉山的高山彝族，后来才迁徙到平坝生活。本文不但利用明清时期的文献证实了这点，而且还对其由高地融入平地国家的过程作了细致的梳理。高地族群为何愿意选择迁往平地国家？吴恒调查有四种原因：一是随土司迁来；二是黑彝触犯习惯法后被迫逃来；三是因反抗斗争失败而逃来；四是祖先为黑彝私生子，因受到歧视而迁来（吴恒，1987:34）。本文显示，国家的招抚以及赐予其土地资源也是高山彝族选择迁往平坝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前四种原因和后一种原因并不矛盾，可以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因为前四种可视为内因，而后一种可视为外因。例如，高山彝族之间也存在分化和竞争，战败的一方被迫离开可视为其迁徙的内因，而此时国家招抚这些族群并为其提供可供生存的土地资源则是促动其迁徙的外因。由此观之，高地族群之间若发生竞争，他们也可能向平地国家寻求生存的空间和资源，而并非依旧远离国家。这也决定了高地族群并非一味逃离，最后被迫整合进国家。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高地族群还有另一种国家化的进程，即随着明清时期营兵制、土司制、保甲制的推行，高山彝族从高地进入平地并一步步被整合进国家秩序当中。其过程不但造就了他们与高山彝族不同的族群性，导致“水田彝”的形成，而且拉近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培养出具有高度国家认同感的边民。这一变化，极大地促进了明清川南边疆社会的稳固。
（原文载于《社会》2017年0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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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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