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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3世纪的蒙古西征和随之而来的蒙古统治，像一剂强有力的催化剂，促使分居各地的回鹘人同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天山南北、楚河流域的回鹘（元代以来多译畏吾、畏兀儿），融入部分蒙古人，在早已开始的农耕化的基础上，逐步信奉伊斯兰教，重新统一为一个整体，最终淘汰古回纥文，出现了察合台文。就是说，从物质生产到精神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甘青西部的“黄头回纥”、沙州回鹘（元代以来多译为撒里畏吾、撒里畏兀儿）则是另一种情况：在元朝中央政府派遣的蒙古戍卫部队的率领下，仍保持游牧生产，继续奉行佛教。因此，古代回鹘的不同分支最终发展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不仅因为唐末以来回鹘的分裂割据，更重要的是蒙古西征后察合台汗国的畏吾与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统辖下的撒里畏吾同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察合台汗国的畏吾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更大。这才是古代回鹘的不同分支发展为两个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决定因素。
正是由于以上经济和文化的不同变化，元朝以来，察合台汗国的畏吾和撒里畏吾在政治上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至明初，成为长期交战状态。这同唐末至蒙古西征前回鹘分裂割据时期根本不同。在元代，天山南北政局动荡不安，战火不息，而撒里畏吾则听命于元朝中央政府，在蒙古宗王出伯的统率下，为戍守祖国西部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出伯南倚长城，仅以西北二面当敌，征戍二十年，卒保瓜沙以东，不涉戎马之迹”，“河西编氓不惊，诸王将拱听约束，朝廷无西顾之忧”。（14）这同天山南北政局形成鲜明对照。不仅如此，至元中叶，撒里畏吾在元政府统率下，派兵西进，扼制察哈台汗国。至顺二年（1331年），“撒里畏吾兵五百人守参卜郎，以防土番”。（15）这里的参卜郎又译彰八里、昌八里，地在今新疆昌吉境；土番指察哈台汗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主要是畏吾。撒里畏吾与天山南北的畏吾已经两军对垒了。
至明代，撒里畏兀儿同东察哈台汗国以及后来的叶尔羌汗国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这就是汉文史料中东察哈台汗国后期的都城土鲁番（今吐鲁番）同撒里畏兀儿诸卫之间的战争。远在明成化九年（1473年），土鲁番“收扑曲先”。（16）“土鲁番强，（曲先）被其侵掠”。（17）“曲先”即明朝设在撒里畏兀儿地区的曲先卫。“时土鲁番日强，数侵邻境，诸部皆不能支”。（18）这里的“诸部”主要指撒里畏兀儿诸部。“土鲁番复陷哈密，直犯肃州，罕东复残破，相率求内徙”。（19）这里的“罕东”即罕东卫。正德十一年（1516年），“土鲁番复据哈密，以兵胁（罕东左卫首领）乞台降服，遂犯肃州”。（20）记述东察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历史的名著《中亚蒙兀儿史》，专章记述了叶尔羌汗国创建者赛德汗东征撒里畏兀儿的宗教圣战：“在于阗和契丹之间有一个异教徒部族名叫撒里畏兀儿，他（赛德汗）决意对该部进行一次圣战”，“在于阗和契丹之间的平原上行动了两个月之后，满载卤获物安全而归”。（21）这些长期的征战，是促成撒里畏兀儿东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古代回鹘中的两部分彻底分离、形成两个不同民族的重要表现。
七
若从元代以来撒里畏吾、撒里畏兀儿的统治阶层来看，蒙古的因素更大。终元一世，撒里畏吾的统治者一直是蒙古人，这是很清楚的。明朝所封第一任撒里畏兀儿安定王卜烟帖木儿，正是“元宗世”（22），即蒙古人。《明实录》的记载更明确：“撒里畏兀儿者，鞑靼别部也。”（23）明代史料把蒙古人分为两部分，游牧于我国西北部、明朝大军西进时没有武力对抗的蒙古人，称为“瓦剌”，《明史》有《瓦剌传》，即尔后的卫拉特；被明朝军队打败、退出元大都（今北京）、游牧于大漠南北者，称为“鞑靼”，《明史》有《鞑靼传》。“鞑靼即蒙古故元后也”。（24）因此，“鞑靼别部”之称，就其源流讲，是蒙古人，而且是“故元后也”；从裕固族历史来讲，就是已经同古代回鹘人融合的“故元后”。有史记载的撒里畏兀儿安定王除卜烟帖木儿之外，还有亦攀丹、领占干些儿、千奔，都是卜烟帖木儿的直系子孙，也就是“鞑靼别部”。不仅如此，撒里畏兀儿诸卫首领也都是这些“鞑靼别部”。明代前期，撒里畏兀儿在号为“鞑靼别部”的安定王的统领下，发展壮大，不仅在撒里畏兀儿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在西北民族关系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安定”之称已经成为撒里畏兀儿的荣耀标志，明代就把撒里畏兀儿另称“安定族”（25）、“安定王族”。（26）后来，“安定”之音演变为裕固族中有口皆碑的“安帐”，进而有今日的单音节姓氏“安”姓。（27）从蒙古西征以来数百年的历史中，号为“鞑靼别部”的蒙古人始终是撒里畏兀儿首领，并且在撒里畏兀儿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怎么能不认为是裕固族的“源”，反而成“流”呢？当然，也不能以此认定古代蒙古人是裕固族的“源”，古代回鹘人是裕固族的“流”。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这些蒙古人已经是“鞑靼别部”，即有别于蒙古人，实即撒里畏兀儿人。
八
裕固族源流的两大支系，清楚地表现在族名的形成过程中。所有民族无不尊重和爱戴自己的族名，民族感情往往体现在对待族名的态度中。明代以来的撒里畏兀儿之名，是经过祖属蒙古人的“鞑靼别部”上层统治者之口，见诸于明代官方文书、进而为国人所熟知的。远在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大军西进之初，已遣使招谕撒里畏兀儿，七年（1374年），撒里畏兀儿首领卜烟帖木儿派遣府尉麻答儿入朝。（28）此时，明朝大军尚未进入撒里畏兀儿地区，只同撒里畏兀儿上层统治者有了接触。就在此时的明朝官方文书中已经出现“撒里畏兀儿”之称，并且注明是“鞑靼别部”，这显然是通过卜烟帖木儿、府尉麻答儿等上层统治者之口获悉的。这些祖属蒙古人的撒里畏兀儿上层统治者，为宣扬自己的族名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初。筹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过程中出现的族名之争及其解决过程，耐人寻味，发人深思，颇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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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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