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与术语

      在进一步的理论深化中，朝戈金基于“全观诗学”的理论构建，对大脑文本进行了概念反思与推进。他认同弗里的观点，认为“文本”一词仍值得商榷，因为文本与固化、文字、书写技术等含义很难脱开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大脑文本“三层两径”的文本属性：即语言层、文学层和逻辑层，以及歌手习得技艺的“补进”与在演述中的“导出”路径。“大脑文本”是“导出”文本的前在状态，具有非确定性、流变性和开放性特点。这一概念的推进使其在方法论层面获得了一定的可操作性，通过层次与路径的区分，适当减弱了研究中的主观判断，为理解歌手的创编机制及不同文本的互文性提供了解释框架。

 

       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概念显示出较强的解释力与应用价值。相关讨论集中于史诗演述传统的研究之中。例如，冯文开通过比较藏族格萨尔史诗圆光艺人卡察•阿旺嘉措和神授艺人扎巴森格的案例，认为不同史诗的演述传统从大脑文本到最终呈现存在媒介间性或差异性。随着理论讨论的逐步深入，相关研究开始在方法论层面自觉使用这一概念。姚慧以大脑文本等史诗文本化过程作为分析框架，从多位艺人的成长史出发，探讨格萨（斯）尔史诗的演述与接受问题。在更为广泛的口头叙事领域，“大脑文本”被引入对多种叙事类型的分析之中。例如，神话在当下多样化传播过程中不断转化为潜在的大脑文本，并在适当情境中被再次激活，推动了中国现代口承神话研究。在东巴叙事传统的研究中，大脑文本在叙事文本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在曲艺研究中，这一概念有助于打破静态文本观，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文本生成的过程与口头艺术的创作规律。在故事学中，大脑文本主要作为可操作的分析框架被引入具体案例研究。例如，借用大脑文本的“两径”属性，分析东北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讲述实践，揭示民间故事从记忆到讲述的策略。也有学者认为，太湖吴歌《五姑娘》整理出版的过程也体现了大脑文本的应用。与伦洛特类似，搜集者在搜集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大脑文本，并运用其判断力，对原始歌手提供的材料进行选择与重塑，使之转化为面向更广泛读者群体的书面文本。

 

      但是，由于大脑文本框架内容的证据不足，也缺少其在长篇诗歌体系中应用的大量例证，航柯对“大脑文本”的使用一直保持谨慎态度。此外，航柯也指出大脑文本是否在同一传统之中有共同的规律法则，尚不得而知。因此，这一概念在相当程度上依托个体经验与直觉，其概念边界与可验证性仍待进一步探讨。在许多口头传统已进入文本化阶段、演述者数量有限的现实条件下，语言、文化差异以及社会权力结构等因素，使得研究者难以直接触及演述者的内在心理框架，这也构成了对“大脑文本”的主要质疑点。未来，对“大脑文本”的研究有必要同时在概念与方法层面加以调整。对“大脑文本”中“文本”这一命名本身保持反思，引入图式理论等认知框架，以弱化“文本”所隐含的固化、书写与实体化预设，避免将大脑文本理解为演述者头脑中既存、稳定的心理对象。后续的研究或可不再执着于对“大脑文本”的直接把握，进而转向其在不同层级中的显现机制与过程性运作方式，考察大脑文本如何在传统资源、个体能力与具体演述情境的互动中被不断调动、展开与生成，并进一步为大脑文本与口头文学的认知、审美与媒介研究提供可能的理论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