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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志：文明进程中的自我叙事方式
关于民俗志，我向来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学界爱说“民族志”，不爱说“民俗志”，其实，民俗志才是我们民俗学根本的特征。民俗学的民俗志和人类学的民族志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有一个问题，民族志是研究他者的一种叙事，而我们的民俗志，严格来说，恰好强调的是“自我叙事”或者叫“叙述自我”。换句话说，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反而容易把自己跳到这个文明之上去研究它，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和文明之间存在互相建构的关系。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在记录、编纂民俗资料的勤奋上，在考察民俗事象的方式上，以及在叙述民俗文化的态度上，都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性格。中国的民俗学，从来都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心灵、情感、人生经历和学理知识来创造的学问，是中国人自己在描述自己的民俗志。
民俗学必须超越文献，必须以田野资料为主。因此，田野作业与民俗志成为民俗学的根本方法或研究方式。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法作为一个方法论根本的要求，它是跟我们的研究目标相结合的，这个时候的田野作业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术研究工具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问题，就是我们关注人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说田野作业，一旦和目标结合起来，它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在中国民俗学界，将田野作业作为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是在学术实践中不断认识和确立的。1980年，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代表团访华，在访问北京师范大学时，日本学者对中国民俗学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只重文献，不做田野，是文献学而不是民俗学。钟敬文先生当时回应了日本学者的质疑与批评，指出中国历史文献比较丰富，是我国民俗文化状况的一个特点，适当采用文献学的方法，是由这种特点决定的。其后，在“中日民间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上，他专门讲了《三十年我国民间文学调查采集工作的历史、方法和成果》。但当时的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刚刚恢复，国内民俗学者在田野调查方面，确实做得很少。日本学者的来访、批评，让中国民俗学者更深刻意识到文献之外的传承更广阔、更重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民俗学研究对田野调查的重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田野调查逐渐成为民俗学的基本要求，甚至在少数民族民俗研究方面，“尽量注意培养本民族自己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参与性上具有天然优势，更适合了解和研究本民族的民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已在尝试着这样做”。田野作业作为基本研究方法，不只是为了搜集民间文学和民俗的资料，更是走了一条回归日常交流实践的路线。20世纪90年代初，钟敬文在谈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法时，就强调要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民俗文化普查”“田野调查中的参与方法必不可少”“参与是生活方式的参与，也是文化心理、民族意识的参与，即整体文化参与”。
那么，民俗志本质上是什么呢？一直以来，民俗志在民俗学研究体系中占有资料基础部分的位置，“民俗志是民俗学的基础，民俗学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民俗志在民俗科学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它是民族文化史料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民俗学早已形成自己比较独特的研究风格，即必须直接“阅读”民众生活这个“文本”，故采取田野作业方法，所以民俗志就成为代表本学科特点的和占据主体位置的“研究方式”。因此，我曾多次强调，“民俗志不单是为别人的研究提供资料，它自身还是一种复杂研究过程和认识表达方式。由于它是直接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现实中的民俗——进行实地研究的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正是民俗志的研究和撰写首先代表了民俗学学科的根本特征，甚至是关系着学理能否向前发展的基本的研究方式。”“不管是对地方民俗文化进行总体展现的民俗志，还是以专题报告形式描述特定生活文化现象的民俗志，这是民俗学研究的基本工作方式。”
民俗学不只是以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而且是懂得怎样研究生活文化的学问。民俗的逻辑既是蕴藏也呈现于生活，所以就应以尊重生活的态度，选择以民俗志为重要研究途径和书写成果形式的治学道路。民俗学真正的长处就在“叙述自我”，民俗志恰好是一个根本方式。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聚焦于人民当下现实的生活变革，要聚焦于他们的日常叙事，特别聚焦于他们自己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生活理想的设想。我将民俗志划分为“实证的民俗志”“交流与对话的民俗志”，其中，交流与对话的民俗志生产的过程，也正是民俗学发挥社会作用的过程。交流与对话的民俗志不仅把受访者看作信息提供人，还将其看作民俗志调查和写作的合作者，是与我们一起进行一种共同文化实践行动的行动者。
首先，交流与对话式民俗志倡导以民俗志书写来介入生活变革，在学术生产与民众文化实践双向交流过程中，实现研究和阐释民众生活意义、文化发展和文明认同的学术追求。交流与对话式民俗志，重视个人叙事，强调具体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身体感受。我提出“感受生活的民俗学”，并不是说别的学科不感受生活。文学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也注重感受生活，人类学、社会学也把“感受”当作思考的起点，如项飙提出人类学家要捕捉和呈现人们的“共同焦虑”，去关切人的生活，让知识和人的实践、感受和困惑发生直接的关系，“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生活就是一团团的星云，生活变得可以述说或者值得述说，是因为生活里有了问题，你要有意识地去应对这些问题。这个时候你需要思考工具。”与他们不同的是，民俗学家是经由模式化的民俗来感受生活。可见，不同学科感受生活的方式和工具不同，但各学科之间的交叉、科际整合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学术不断重新回归到生活和感受中来。
其次，交流与对话式民俗志重视共情交流，强调民众对自身文化的阐释和理解。以往的民俗志研究成果，一般都是为一个地方社会或一个民族进行一个整体形象的集体的叙事，所采用的民间叙事资料也是神话、故事、传说、歌谣等集体传承和共享的话语文本。但这并不能让人看清楚在一个地方历史的创造中，都有哪些活生生的人做出了哪些行动。而能够让人看清楚这些的恰恰是我们长期以来并未重视的个人叙事：包括主要讲个人生活经历的叙事，或者主要是根据个人亲身经历的记忆来讲集体的叙事。因此交流与对话的民俗志是以个人叙事为基础，在交流对话中运用好个人叙事和集体叙事交织的叙事方式。交流与对话追求的是平等关系，克服“眼光向下”，开始以“我们”的心态“眼光平视”，这是学术理想和学术追求，但在实际生活中，不同人的生命体验千差万别，“我说的普通人是一种生命体验上的自我定位。出于他们的体验，精英们觉得很正经的事情他们可能觉得很无聊，而知识分子觉得很细琐的事情可能是天大的事”。要想实现“共情”“平等态度”“共同文化实践”，在交流和对话中，推动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程，无疑是任重道远。“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不需要表扬，他们需要的是赋能（empowerment），需要你给他们一种新的看法，需要被刺激，被调动。我每天也是希望别人来调动我。怎么调动？首先是要把对方当成和你有一样思考能力的人，你告诉他你怎么想，就能被调动。是这样一种平等的对话。”也有民俗学者提议，将“走向田野”改为“走在田野”，学者与民众的平等应该是“对‘人’‘社会’‘知识’等概念的平等态度”。
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民俗志，不能止步于学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而是要在民众与学者的互动交流中，实现自我叙事、文明叙事。文明视野下的自我叙事，就是在认识自己、叙述自己和听取他人的叙事，在不断的交流、交往中，推动文明进程。民俗志叙述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每个人的经历、变化，包括角色的困惑、生活的选择、生活的各种经验经历，聚合在一起，就是社区的或地域范围的自我叙事，再扩大一些，就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自我叙事。我们把这个当成一种我们自己文明发展和重造的过程，这样的自我叙事是文明的自我意识，或者说是文明自觉的叙事方式。
因此，民俗志不是纯粹的科学研究方法，更是文明进程中的自我叙事方式。当代民俗志的调查与书写，就是要通过参与并呈现各个地方生活中的日常叙事，创造出一类在本质上是关于生活共同体历史与文明进程的自我叙事方式。这将是我们这个学科最大的优势。中国这个古老深厚的文明，其自我叙事的主体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个自己在内的普通人。我们正是在日常叙事中建构了我们的文明，包括制度、文化体系、传承方式等，而民俗志恰好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叙事将它们都生动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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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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