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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上述7种《神异录》版本和相关信息列表如下：
表一《神异录》已知版本信息对比
我们也知道，现存《神异录》所知最早明确纪年的刊本刊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该本信息如下：
表二《神异录》初刊版本信息
上述第1、5、6、7这四本，笔者已掌握全书，体例内容对比如下。又因第7种民国华县本实为乾隆绛州本的重刊本，为更准确对比各版本时间和内容信息，表中该本暂以“乾隆绛州本”替换。
表三 现存《神异录》体例内容对比
不同版本灵验传说的重合或新增情况可以反映《神异录》的流传增编过程，见表四。
表四 现存《神异录》灵验传说对比
由该表可以看到，《神异录》内容随其跨时空流传而时有更新，主要表现在不断增编新的灵验传说，即陈敬基在光绪磁州本跋语中称“自后凡修庙立碑，灵应纪事续订于后”，这就使现存七种《神异录》层次参差而各具特色。它们分处不同的时空坐标，合而观之，则可见该书不断流传、层累更新的动态过程。
以乾隆绛州本为例，李养亨序言说：“（绛州府君庙）庙中有明先达陕西布政司参议陶公手书《神异录》册页一部，整齐端楷，合社轮转收藏。后又得磁、祈（祁）二州所刊《实录》二册，并藏之。”郭森荣跋语道：
恭惟我圣祖仁皇帝御极之癸酉岁，客有磁来者，以《崔府君神异录》相赠。先君子讳世芳，字子秀，廪膳生员，敬受之……既而以斯录未能家喻而户晓也，乃道本郡南岳行宫，以便人人抄录，或有力者藉以梓之以公焉，迄今已七十年矣。
结合表三，该本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其灵验传说与《祠录》本、光绪本重合处只到康熙三十年的“祷雨立应”条，可证跋语所述“圣祖癸酉”，即康熙三十二年（1693）《神异录》从磁州被带到绛州的传播时间可靠；第二，该本明代传说“药疗时疫”“感修先茔”等五则为其独有，其中两则发生在祁州（今河北安国）府君庙，或来自序言所说的祁州“所刊《实录》”；第三，该本在磁州本基础上“续其显灵于绛者”，编入明清两代本地府君灵应叙事和地方传说五则，即“孝感成毡”以下诸条，展现了崔府君传说新的地方特色。
各地《神异录》的重刻契机和经过各不相同，主事者或官或商，或像《崔府君祠录》这样完全出于个人行为。官方倡导鼓励《神异录》的刊刻，多看重崔府君信仰及该书的教化功能。如李养亨所说：“学士大夫可以此肃官箴，可以此达民隐；田夫野女可以此感善心，可以此惩逸念。其有补于人心世道匪浅。”对普通民众而言，崔府君的神威和灵验更加重要，他们从《神异录》中感受到的是“善恶之报，历验不爽”的朴素观念。可以说，经过不同人手的整编传播，《神异录》在记录神灵传说的同时，也成为了一部宣扬和巩固善恶伦理的道德书、劝善书，既满足了普通民众的精神期待，也契合社会精英对道德秩序的追求，这是它流通传播的现实动力。
还需要补充的是，现存版本以外，文献提示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神异录》的踪迹。比如山西长子，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重修崔府君庙碑记》中说，崔府君庙重修完成，当地社首来求碑记，“挟府君政绩一帙，所记幽冥神怪之事，诞诬弗经，不足取”。王见川认为“府君政绩一帙可能是《（崔府君）神异录》之类的书”，这是很有道理的。再如河北祁州，传说崔府君是“祁州鼓城人”，除了有上引“磁、祁二州所刊《实录》”的证据，又据清同治时磁州知州程光滢记录，他上任伊始，崔府君庙“庙祝以一编进，则荒唐鄙俚，使人轩渠”，“及晤乡人静垣黄君，始知乙丑岁曾应祁州牧姜君之请，编削成书，尽除鄙秽”。此事不见《神异录》光绪本等后世文献提及。但程氏所见该本《崔府君事录》，既是静垣黄君应祁州知州之请编订，应该是在祁州刊印流通的。
另外如民国山西《翼城县志》“崔府君大庙”条，提及“有《神异录》一册藏于府君庙”，就说得更为明确。至此，本文提到的《神异录》流传地共计9处，分别来自河北磁州、祁州，山西长子、蒲州、绛州、交城、翼城，陕西华县以及浙江杭州，其中5处在山西。这个比例与崔府君祠庙分布情况相吻合，据王华艳资料统计，全国崔府君庙“总数接近130个，山西占50个左右”。《神异录》的跨地域传播，背后是同一信仰网络下各地府君庙之间的往来沟通，在现存版本之外，它应该还有更丰富的地方文本和记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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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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