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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谈到现代人的身份转换问题时提出了“抽离”(disembedding)的概念。所谓“抽离”是指离开传统的乡土社会进入现代城市社会的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从地方性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 out)，而后在现代社会“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状态下再联结。④通过这种抽离和时空分离机制，现代人脱离了传统的身份，进入到寻求个体化存在的“自我认同”状态。但现代都市社会并非因为全球化而成为同质化空间。“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⑤当代都市中杂居的不同身份背景的市民就处在这种时空关系混杂交织的状态中。
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用个体化与社区共同化的对立来解读当代都市市民身份的矛盾：
我们社会的特性就是个体化(individuation)与社区共同化(communalism)的对立发展。我认为个体化的意义围绕着个人的计划、利益以及代表性展开，也就是在生物学上定义的个性系统(或者是法国结构主义所说的个人)。至于社区共同化，我认为它的意义围绕着共享认同(a shared identity)展开，奠基在价值与信仰的系统上……工业社会里城市化与工业化被视为世界进步的一部分，它抹除以地方为根基的传统与文化。在我们的社会，即网络社会里，你的居住地决定你所选择的时间架构。⑥
与个体化对立的社区共同化是一个重构集体认同的现象。传统民俗作为地方性场景的内容植入到了现代生活空间，都市市民在经历了抽离传统的个体化过程之后又进入了一个回归社区共同化的循环。对于那些从旁观者逐渐成为参与者的都市市民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在地化的寻根经验。
四、海绵化与管道化：传统文化的生态壁龛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认识到过去关于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一元论历史主义想象出现了问题——现代化并非消灭了前现代，工业化城市并没有消灭乡村，全球化更不是全球同质化。正如人类学家萨林斯所说：“在一般意义上讲，‘晚期资本主义’最令人惊叹之处之一就是，‘传统’文化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不相容，也并非必然是软弱无力易被改造的。”⑦
但当我们认真研究这种“时空分延”产生的空间交错现象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这种现象发生的根据是什么?传统的乡土文化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破碎，传统文化活动和记忆所依附的地理场所大多被城市规划改造行为铲除殆尽。在这样的现实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再生和活化的根据是什么?
再回到马涌扒龙舟活动在近几年来的发展状况来考察这个问题，可以发现乡土民俗在时空分延状态中发生空间重构现象与某些相关条件的联系。马涌的北侧也就是桥头街，因为最早就是龙舟水手中午上岸吃饭休息的地方，因此这里逐渐热闹起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趋势；而对岸的南侧相对而言冷清一些也很正常。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桥头街的节日民俗活动氛围越来越浓，对岸却日渐萧索。起初这里没有成为扒龙舟活动空间时，每当龙舟巡游至此，两岸都会有聚在河边看热闹的人群。而当北岸有了关帝庙和龙舟饭后，南岸就没有多少人聚集观看了。这当然是因为有兴趣凑热闹的人都会聚到有人气的北岸去，但实际上即使在没有关帝庙的时候，每当龙舟巡游，北岸也会有一些人参加与龙舟之间的互动，如放爆竹、敲锣打鼓、递红包什么的；而南岸从未有过这类活动。显然，南北两岸的社区在对待民俗活动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两岸文化差异的社区背景是怎样的呢?最明显的差异是两边社区形态不同。南岸主要是两个在20世纪90年代末建起的有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按照当时的居住观念，这样的小区该算作“高尚住宅区”。而对岸的桥头街和烟墩街两条平行街区主要是90年代前期建起来的小商业街巷、普通写字楼、居民楼和一所学校。虽然南岸的两个封闭管理的小区曾被认为是“高尚住宅区”，但那都是90年代广州刚刚开始建封闭式花园小区时的说法。实际上小区居住者包括许多原地拆迁搬入的老居民和形形色色外地来广州打工做生意的租客；即使是购房入住的住户，多数也是在2000年初广州房价暴跌时买房入住的，基本上与“高尚”无缘。因此从两岸社区居民构成来说都比较杂散，差异并不大。
两岸社区真正明显的差异在于南岸的住宅小区是封闭的，而北岸则是比较开放而杂乱的。从行人的流动逻辑来看，北岸的行动方向、目的是散漫渗透的。离开单体建筑物后的人们可能走向任何一个街边店铺，走向不同方向的支巷，或直接从路边开车驶离；从其他区域进入这个街区的人们走向也同样是散乱的，因为整个街区是开放的，所以在街巷的几乎任意一个位置都可能成为到达目的地。而南岸则不然，与北岸相邻的南岸沿河涌的主要区段是两个封闭的小区，出入口和通道都是封闭管理的。在小区内部和附近无论行人还是车辆，移动方向都是确定而集中的，基本上都是指向出入小区。
借用城市排水系统的概念来形容这两个区域两种不同的人员流动形态，可以说北岸是海绵式流动，南岸是硬质管道式流动。这两种人员流动形态的形成其实与城市建设中排水系统的演变有内在的共同逻辑，都是出于同样的城市有序化改造的建设理念。城市改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硬质管道式流动系统的分离、卫生、安全性来消除海绵式社区形态的脏乱差，这个目的达到了，但与此同时无论排水还是人流都变得封闭和功能化，失去了海绵式原生形态的容纳、消化和生态循环功能。简言之失去了活性。
城市治理中的海绵化和管道化对应着生活形态的活性和有序性，因而形成了二元对立关系。但事实上在城市发展中，这两种形态往往是共生的，构成了城市形象体系中作为显现和城市表演部分的“前台”与隐藏起来的“后台”。⑧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区分了三种空间：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空间。“再现空间，体现出复杂的象征意义，有符码化的也有没符码化的，它们与社会生活的隐密面或底层相连，也与艺术相连(后者可能最终会被认为是再现空间符码而非空间符码)。”⑨他所说的那种与社会生活的隐秘面或底层相连的非符码化的空间，因为被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空间观所忽略而成为城市的“后台”。在一些伟大的文艺作品关于都市空间的叙述中，往往可以看到对“后台”空间的同情理解，如雨果《巴黎圣母院》的乞丐王国、音乐剧《猫》中的流浪猫社会都是这种“后台”书写。
在近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中，这种“后台”被视为需要清除或至少遮蔽起来的垃圾，但事实上这类后台街区、道路与生活空间的开放性和海绵质具有多层次文化的渗透、吸附与再生能力，因而成为在现代化都市中乡土文化记忆得以保存与再生的特殊生态环境。
如何解释这种特殊生态环境的存在?我们可以参考生态学的一个概念“生态壁龛”。所谓生态壁龛在生态学上是指与特定生物的生存繁衍具有最直接关系的环境条件。在当代文化空间研究中可以用“文化生态壁龛”这个概念来分析和处理与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复杂性相关的文化生态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对文化生态环境根据与特定传统文化形态的生存条件相关程度进行区分，找到与传统文化的生存具有重要影响的相关条件，即文化生态壁龛。⑩
文化生态壁龛的存在是当代空间复杂性的一种表征。福柯对于当代空间与传统不同的复杂性有过这样的描述：
19世纪缠绕人们心灵的是历史科学或时间概念，人们所关心的是时代的发展、停顿、进步问题，人们用时间构造人文学科的神话故事……我们处在共时(simultaneity)、并置(juxtaposition)的时代，处在接近与远离、紧靠与分散的时代。我相信我们处于这样的时刻：人们更多体验到的不是漫长的生命在时间过程中的绵延，而是错综复杂地绞接在一起的网。(11)
正是从这种错综复杂交错的空间观念中出现了他所描述的形形色色“异托邦”，即与一般人所意识到的空间并置交织的他者空间。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生态壁龛，即具有生态机制，与公共空间共生而又相对独立的空间关系，也可以说属于福柯所说的异托邦之一类。
那么这些形形色色异质的空间并置形态与日常生活空间形成的是怎样的文化关系呢?福柯的答案是镜像关系，即因为异质空间与人自身所处的现实空间相对而形成的反身意识。这是一个类似拉康式的精神分析解释。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期，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他那部名著《西方的没落》中就已经指出在同一空间中内在并置的不同文化体系可能形成貌似融合而实际上相互挤压的复杂混生关系。他把这种关系借用一个矿物学术语称作“假晶”(pseudo-morphism)现象：“一种矿石的结晶埋藏在岩层中。罅隙发生了，裂缝出现了，水分渗进去了，结晶慢慢地被冲刷出来了，因而它们顺次只剩下些空洞。随之是震撼山岳的火山爆发；熔化了的物质依次倾泻、凝聚、结晶……矿物学家把这种现象叫作假晶现象。”(12)他用这个隐喻的概念来分析历史上许多文化中内在的并置和冲突，比如他说近代的俄罗斯“上层社会的精神是西方的，下层阶级则带来了乡村的心灵。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互相了解，没有交往，没有宽恕。为了了解这一假晶现象的两个代言人和牺牲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农民，托尔斯泰是西方社会的人就够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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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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