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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读出了什么
创立古学派的伊藤仁斋(1627-1705)与创立古文辞派的荻生徂徕(1666-1728)都是《诗经》热忱的研究者，同时又是积极提倡切实把《诗经》当作诗歌来读的学者，他们对于诗歌本质及功效的认识，虽不能说已经彻底冲决了道学家诗论的藩篱，但与朱子学派已大相径庭。他们不再大谈“诗言志”之类的老话，而是摘出《庄子》里面“诗以道人情”一语来概括三百篇的主旨。伊藤仁斋多次提到《诗经》，为他提倡唐诗，标举意兴，扬俗抑雅的主张作证据，这与后来读本作家曲亭马琴不赞成用雅文作小说，而强调不用俗语便不能曲尽人情，在精神上完全一致。
白川静对《诗经》研究中的历史学方法与民俗学方法作了深入的研讨，把它们看作必要的补助科学，认为这种研究至今都没有达到期待的状态，即西周、春秋期的社会史的研究自不必说，就是所传历史事实本身也仍然有许多没有充分整理，而有关中国古代生活习俗的民俗学研究几乎处于不足为据的状态。这方面的研究或许要在就诗的构思、表达的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以诗篇作为中心的资料来考虑完成其体系，而这种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诗篇作为文学来理解。
在《诗经》精神的感召下，日本学人把《诗经》的诗句编成诗谜，改写为和歌、俳句，甚至剧本，这些都是我关注的“读了《诗经》以后做了什么”的意思。
他们为什么这样读
日本学人面对从中国传入的《诗经》文本，一方面竭力按照中国学者的阐释去接近诗人的本意，一方面又在以自己的方式去阅读文本，从自己的角度质询文本，并以自己的方式通过诗篇提出问题来发现与自己有关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讲，一部日本诗经学史，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日本人用自己的文化来解读《诗经》的历史。
外来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共存和互动，贯穿了依照文献撰写的日本文化史。《诗经》作为中国文化经典的一部分，对于古代日本学人来说，既是文化道德的教材，又是学诗习文的范本。
在诗歌领域，从奈良平安时代以来，就形成了汉诗和歌各擅其场的格局。汉诗庄而和歌艳，世俗恋情更多以和歌来表现，因而后世强调日本文化特殊性的学者，多把对恋情的肯定看作和歌的亮点。以此为要点，他们或者以《国风》的情诗为据，突出恋歌的普世意义，或者以朱熹等人的“淫诗”说为反衬，来张扬日本文化的特质和优越性。
中世纪的市井俗谣也可以从三百篇中有里巷讴谣的说法中找到现实意义，编出《闲吟集》这样的集子，以充当“拟似《诗经》”。江户时代汉学向民间扩散，而中期以降町人对金钱和一时享乐的渴望，构成市井文学的主潮，尽管幕府将朱子学尊为官方学术，也无法阻止文艺上对浮世荣华的讴歌和世道虚无的慨叹。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关于“淫诗”的说教和劝善惩恶的戒律被放在了一边。伊藤仁斋等人倡导的“诗主情性说”，太宰春台等人对劝善惩恶诗说的抨击，都不能不从町人世界观、价值观的蔓延来解释。连嫖客与妓女打情骂俏的色情诗吟，都可以借用传统模式，编成《唐训诂江户风》这样的戏作，那些关于后妃和贞操的说解，就不仅被看成是一种过度阐释，而且完全成了无益的废话。这种荒唐现象的出现不妨看作日本町人文化对经学的嘲讽。
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粹主义继承了本居宣长以来的暗中间有从儒学中吸取而公开对儒教大加排斥的传统，在方法上全面向西方学术靠拢。葛兰言的《诗经》研究著述被译成日语以后，与折口信夫等人的日本民俗学结合起来，形成了文化人类学《诗经》阐释的一派。他们把《诗经》看成宗教诗，用于祭礼、祭祀仪式的诗篇，从人与神的关系来解读“兴”的形成和本质。
在百余年中日文化关系之中，有相当长的时间，两国学界处于不能正常交流的局面，当两国学者努力携起手来的时候，也还需要加深了解。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认识日本学人在不同语境中研读《诗经》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充分理解日本《诗经》学发展的语境，才会摆脱单纯“借鉴”的思路，给异国的学术成果给予恰当、合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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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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