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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材料及说明
让我们首先对引述的口头史诗材料来源做出说明，这些材料将用来分析和论证我们所涉及的四个史诗传统，从而构成本文的随后五个部分。蒙古口头史诗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已经出版的冉皮勒（1923-1994）所演唱的《江格尔》（D·塔亚记音及整理）。冉皮勒是文盲，未受过正规教育，不能通过阅读而学习史诗。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够演唱大约20个诗章的《江格尔》，总计有20000多诗行。这个集子至少有两点应当提及：它是作为《江格尔》故乡的新疆歌手中第一部个人演唱辑录；它也是我们所能够见到的第一部符合整理规范的、没有编辑者改动的集子。[2]
这部集子的出现本身就有传奇性。一个小姑娘给冉皮勒朗读经编辑出版的《江格尔》史诗，其中标明有冉皮勒和其他歌手的歌。他很不满意那些改动，说那不是他所唱的。所以，他就要D·塔亚——既是他的外甥，又是他们家庭里受到过足够正规教育能够完成他的心愿的人——按照他所唱的样子记录和出版那些歌，不做改动。
总之，冉皮勒是在中国所记录的最著名的文盲江格尔奇。他出生于1923年，隶属土尔扈特部。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人。他从七八岁就师从著名歌手胡里巴尔·巴雅尔，其曲目中的多数都来自他。信奉佛教的父亲将冉皮勒送到庙上当小喇嘛，但他着迷于英雄故事，对佛教经文则没有兴趣。他多少学过一点藏文，换过几个生活的地方，也接触到其他的江格尔奇，学习了更多的《江格尔》诗章。从18岁开始，他就练习着在邻里间演唱《江格尔》。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他曾经给乡亲们表演史诗。“文化大革命”中因家庭背景和他本人“宣扬民族旧传统”而被批斗。从1980开始，他被重新发现和录音。他的演唱名声渐大，成为县政协委员，还获得过文化部和新疆自治区的奖励。1994年5月20日，71岁的冉皮勒在和布克赛尔县镇子上去世。[3]
庞大的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是由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史诗传统聚合而成的，它可以大略地分为穆斯林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两个部分。毫无疑问，在过去的700—800年间，巴尔干半岛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和社会变迁，其史诗传统可以追溯到有同源关系的保加利亚、俄罗斯和其他斯拉夫语属的传统之中。我们拟将讨论框定在一度被称作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就是现今居住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地区的居民所使用的语言所表演的穆斯林的和基督教的史诗传统之内。我们将尽力在遴选样例时涵盖这两种史诗传统，以求得整体呈现该传统的面貌。[4]
塞尔维亚的基督教口头史诗的主要收集工作是由卡拉季奇（Vuk Stefanović Karadžić ）完成的，他是19世纪的民族志学家和语言学家，也曾对字母表进行过改革。经由众多乡间文书的协助，他搜集到大量歌手表演的抄本，尤其侧重于塞尔维亚英雄的英勇业绩的故事，还有关于那个唯利是图的马尔科王子（Prince Marko）的故事，和围绕着1389年科索沃战争的有关事件。就是在这次战争中，塞尔维亚人被奥托曼帝国击败。与几乎所有19世纪的田野调查者的做法不同，卡拉季奇在编辑过程中并不介入和干预。就一般情形而言，他只是将歌手所唱的内容出版，不做增加、削删和修订。我们有关基督教史诗的例子来自他的四卷“民间歌”（narodne pjesme）中的第二卷，这一卷被他冠以“最古老的英雄歌”之名。[5]
穆斯林口头史诗的规模最大和最详尽的搜集成果，是由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通过其学术调查来完成的。帕里是美国的古希腊史诗专家，他的助手艾伯特·洛德（Albert B·Lord）在以后的岁月中继续了帕里的研究方向。他们的学术工作最终形成为著名的“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6]。在前南斯拉夫从事田野调查期间，帕里和洛德进行了一些实验：他们试图将他们关于荷马史诗口头性质的推测，在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这个“活的实验室”（living laboratory）中进行验证。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四处搜求穆斯林的长篇诗歌，其中以从波斯尼亚的guslari （歌手）那里所获最多。我们关于这一部分穆斯林史诗的例子，都来自哈佛大学那个著名的“帕里口头文学特藏”（Parry Collection of Oral Literature at Harvard University）的档案材料。这部分材料有的出自业已出版了的涵盖新帕扎尔（Novi Pazar）、比耶罗波列（Bijelo Polje）和比哈奇（Bihać）地区的《维尔维亚—克罗地亚英雄歌》（Serbo-Croatian Heroic Songs）演唱系列，也有的出自尚未印行的材料，采录自黑赛格维纳（Hercegovina）中部的斯托拉茨（Stolac）地区。[7]
至于另外两个与口传史诗有关联的传统，即古希腊史诗和古英语（或者叫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我们将要分析的是仅仅以手稿形态流传到我们手上的诗歌。虽然这些诗作与口头传承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乃至决定性的联系，但它们被记录于中世纪的事实，就使得我们不能就这种联系的性质做出准确的评估。由于已无从做实地调查，尚有不少因素难以确定。不过，学术界总体而言支持在古希腊和古英语时期确实曾经存在着口头史诗传统的判断，而且我们也发现了不可辩驳的证据，不仅证明那时存在口头传承的事实，而且证明这种口头传承的性质对我们理解这些诗作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荷马史诗——假若历史上真的曾有过一位荷马，而不是由传说所创造的——大约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具有了初步的面貌，这是希腊字母创制后的大约两个世纪。但此后1500年间该史诗的传播和演化，我们就几乎一无所知。换句话说，就是从该史诗的可能产生时间到首个全本《伊利亚特》手抄本在公元十世纪出现之间发生过什么，我们所知极少。抄本中包括的异文以及一些残破零碎的写在纸莎草纸上的片断（papyri,一种由叫做纸莎草的地中海芦苇的茎或髓制成的书写材料，尤其为古代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使用），说明该史诗传统复杂曲折。尽管如此，学术研究却已然建立起荷马史诗文本口头性质的结构要素，构成了我们进而做分析的牢固基础。我们的例证将引自牛津版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其他相关作品，我们还将使用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这是可搜索的数据光盘，包含有古希腊作品的原始语言文本，以作为解析荷马的修辞和叙事模型的工具。[8]
与荷马诗歌相似，古英语史诗也滋生于口头传统。另外与荷马相似的地方，是我们同样不知道在它们的产生时间和手抄本形成时间的跨度间（手抄本形成不晚于公元十世纪后半叶）这些口头诗歌与书面记录以何种方式互动。它们的再次发现并刊印出来是19世纪的事情了。总共有大约32，000诗行的盎格鲁—撒克逊诗歌流传至今，其中只有《贝奥武甫》（Beowulf，计有3182诗行）和残缺不全的《瓦尔迪尔》（Waldere）是真正的史诗。所有这些叙事诗歌——尤其以圣徒传和《圣经》的复述居多——其间充满相同类型的诗行，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遗存的叙事模型。这实际上等于说，某个类型可以轻易作用于其他类型。于是，片语和母题可以轻易便捷地从某种诗歌类型转移到其他类型中去。我们也会引用《贝奥武甫》和标准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诗录》（The Anglo-Saxon Poetic Records）中的其他相关诗作。拜辛格—史密斯（Bessinger-Smith）对程式的分析也将进入我们的视野，以呈现片语和叙事单元的出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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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文学研究集刊》（一）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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