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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论”编写热潮与民俗学学科体系的重建
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普通高校教学需要和推动民俗学学科建设，学界出现了概论教材编写的“热潮”。如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对“我国关于民俗学之最早的系统论述”——《民俗学概论》（方纪生，1934年）进行修订出版，此教材为方纪生在北平华北大学任讲师期间，讲授民俗学时所用讲义，由“序论”“信仰”“习惯”“故事歌谣及成语”四部分组成。虽然此书对80年代的民俗学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其中的个别观点和译名不免陈旧。1984年，钟敬文在《民俗学入门》“序言”中提到，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这种研究领域上的“转轨”，也体现在概论教材编写之中。198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此书“熔民俗学概论与民俗学史为一炉”，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民俗学的性质、特点、范围、产生基础、在各国的发展情况，以及民俗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原则、目的、任务，着重探讨了我国民俗自古至今的历史沿革及其记录史、研究史，多角度地阐释了中国民俗及中国民俗学发生发展情况。同年，陶立璠出版《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一书，此书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如内蒙古阴山山脉狼山地区的岩画、沧源佤族岩画及傣族古歌谣等。在此基础上“花开并蒂”，1987年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作为《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的“姊妹篇”，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马学良为其作序，认为“读者对读”此二书，“可收相得益彰之功”。
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为其在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民俗学课程的讲义，语言生动风趣，叙述严谨详实，可谓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民俗学教材之一。马学良看到此书初稿后评价为：“展读书中内容，时有新意，深获我心，若非实地调查研究者曷能出此？”此外，该书侧重运用中国各民族的民俗资料，突破了以往研究中以“汉民族民俗为主”的弊端，强调民俗学是在“各民族的共同参与中形成和发展的”。此书在编排上也独具匠心，配合书中内容，共引用99幅图和4张表，图片涉及多地域多民族的民俗，包括鄂伦春族、蒙古族、傣族、普米族、佤族、白族、维吾尔族、彝族、布朗族、哈尼族、塔吉克族、侗族、苗族、瑶族、纳西族、赫哲族、回族、藏族、达斡尔族、壮族、土家族等民族的信仰、建筑、服饰、舞蹈等。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未设置“专章专节”介绍中国民俗，一方面，中华各民族民俗的丰富样态很难介绍完备，另一方面，不同地域各民族民俗除了自身“个性”之外，亦存在“共性”，以类别划分未免失之偏颇，故陶立璠在写法上做了诸多考量，最终以客观知识的形态展现“多样性”与“共性”，此种写法展现了“中华民族”民俗的多元样态，亦在多元交融中建构起独特的民俗学研究范式。
2003年，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修订为《民俗学》一书，相较于1987年的版本，因其在教学实践中所展现出的“历史意识”与“共同体意识”，其框架并未做过多调整，“仅在个别章节做了内容的充实和补充，增加了许多教学实践中的思考和田野作业中获得的新资料”。陶立璠在“再版序言”中还特别谈到了书名中删去“概论”二字的原因，因“民俗学”一词本身即含有“概论”的意思，故题目不再赘述。此外，《民俗学》一书中还特别增加“民俗学与现代化”一章，凸显陶立璠在民俗学研究中一以贯之的“与世推移”“与时俱进”之理念。这一时期的“概论”教材层出不穷，这些“概论”教材基本沿用了综合模式的逻辑体系，但在内容及整体特色上因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学科定位等问题的“差异性阐释”而各有差异。“概论”教材的编纂不但完善了中国民俗学学科教学内容的框架体系，而且对民俗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海外民俗学发展历程进行了论述，这是民俗学学科恢复与重建的重要一环。同时，这些教材为民俗学人才培养与研究推动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范式的实践与反思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与日本民俗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启的中日民俗学者的联合考察及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民俗学界的接触，这些都对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范式转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在持续二十余年的中日民俗学者的联合考察中，日方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以村落为单位的田野调查与撰写民俗志”等方法在中国民俗学界得到广泛实践与接受，并在田野实践中实现了从搜集整理到田野作业，再到田野研究的范式转换。1989年，由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坪井洋文率队的日本民俗学访华团到达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访问期间，提出中日民俗学者联合进行民俗考察的动议。后由日本福田亚细男带团与中方联合进行民俗文化调查活动。第一期考察历时三年，考察团足迹遍布江苏苏州、常熟，日本的茨城、千叶、冲绳，浙江金华、丽水等地，并于1992年3月完成《中国江南的民俗文化——中日农耕文化的比较》调查报告。报告正文共收录22篇文章，分为“村落社会与生活空间”“人生礼仪与他界观”“民间信仰与农耕礼仪”“语言传承与艺能”四个部分。作为第一期考察活动的副团长，陶立璠对福田亚细男在村落民俗研究中提出的相关理论十分赞同，并在后续研究中延续了“在具体村落中理解民俗”的田野作业方法，对比当时国内田野考察中的“一去不回头”，总结出了“一步三回头”的方法，即“第一年摸底考察，第二年正式考察，第三年撰写考察报告并做补充调查”。他在《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的变迁——中日农耕民俗文化比较》一文中，从“历时的与共时的角度”将中国和日本农耕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置于历史源流演变中去考察，以田野作业为基础，探寻中日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差异形成的原因，但他没有陷入绝对的“文化相对论”，而是主张回归历史语境，强调主体间的田野对话关系。1995年，陶立璠撰写《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一文，其中谈到了自己对于“田野作业”的看法，他认为民俗学的田野作业需要民俗学工作者深入民间，对民俗事象做细致的观察和记述。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民俗学工作者练就“考察”与“描述”的基本功。“考察”与“描述”并非“游记”“散文”“纪行”一类的“即兴创作”，也不仅限于对某种民俗事象的“宏观描述”，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之后对民俗事象做出“具体的、微观的描述”。他提出，作为一个合格的民俗学工作者，需要认识到民俗事象的“时空特性”——“既是历史的传承时间方位又是横向的传播空间方位”。1996年，陶立璠发表《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省赵县范庄村“龙牌会”仪式考察》一文，他从中国的岁时节日谈到河北省赵县范庄“龙牌会”的由来，在对范庄“龙牌会”的仪式和规模进行细致入微的阐述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范庄人为什么会形成崇龙、敬龙和敬祖的观念”，“‘龙牌会’是如何产生的”及“‘龙牌会’的产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范庄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与情操”等问题的思考。他将“龙牌会”的产生、发展及流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并试图通过民俗仪式把握村落的历史发展。从这一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田野研究中，陶立璠尤为注重当地人的“主体性”，在“对话关系”的基础上，书写“民主”“平等”“共享”的民俗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研究范式逐渐倾向于采用“民族志式”的研究，实现了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的范式转换。“语境研究”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在田野实践中，作为“过程”的民俗之理念愈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由此开启了由“俗”到“民”，由“民俗事象”到“民俗事件”，由“材料民俗学”到“交流民俗学”的全新研究范式。
中国民俗学的恢复与重建离不开民俗学者们的“栉风沐雨，不忘初心”，面对学科的一时沉寂，学人们以坚定的学术志向和“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学术精神克服学科重建初期的“惨淡经营”，这种承上启下的学术格局，奠定并夯实了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基础。陶立璠的学术研究，见证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期中国民俗学田野研究的范式转换。他对于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资料学体系的建构、风俗史的梳理等结合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采诗”规范，立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将“现实性”与“历史意识”纳入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从地域、民族等不同层面挖掘民俗学的特殊意义，彰显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批“守望人”对民俗学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热忱与操守。
（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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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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