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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以新为贵：新式家具的现代化意涵
“物新人惟旧”是自古以来国人对于物和人的不同态度，暗示出对故人的依恋和对新物的追求。新生事物的出现，不仅能够再现，而且可以变革性地改变既有文化中的正统观念。以“新”为特质的城市家具下乡后，成为传统家具的替代品，人们逐步把二者当作相反的事物，从中建构对立性的意义。而所谓的现代性思维及其实践，经由新、旧的区分得以巩固。如此，新式家具摆脱了与传统家具的亲缘关系，成为铸造现代家庭生活的物质载体。在这种设想与实践中，新式物品在“破旧立新”风潮刚刚离场的社会舞台上演变为消除积弱形象的利器。
新式家具多仿制西方流行款式，以实用方便、美观大方为特点，包括沙发、茶几、写字台、高低柜、靠背椅、书橱柜等，因造型多样、款式新颖、安装灵活、生产自动化而出名。1980年左右，新式家具摆脱传统意义上以方、平、对称为原则的框架结构，改为板式结构，并向组合、多功能方向发展，更为注重功能的合理和齐全，品种涵盖坐具、卧具、承具多种类型，囊括组合式、折叠式、多用式、悬挂式等多种样式，方便加工、运输和组装。
沿海城市是新式家具的主要产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天津家具在品质、造型、款式方面在长江以北的地区中均居第一位，占领了广阔的家具市场。1980年以前，新式家具集中在城市生产和销售。1982年4月至1983年底，在国务院“组织工业品下乡”的号召下,天津市家具公司调整销售思路，以“家具下乡”的方式开拓农村市场，先后十余次在天津蓟县、河北沧州、山东济南等地，与地方商业部门联合举办展销会。“家具下乡”活动的开展，为地方商业部门带来丰厚利润，同时响应了“工业品下乡”的号召，是对工业支持农业、密切城乡关系的国家策略的落实。作为具有政治色彩的符号表征，“家具下乡”关系到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以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落实生产目标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的诸多报道，将新式家具与传统家具的差异加以实例化。1986年《家具》杂志发表文章《家具带来的乐趣——最好的新式家具将舒适与新颖式样溶为一体》,详细介绍了欧美家具的时髦款式，认为家具的关键之处在于“追求实用和舒适”,在西洋光环的笼罩下，新式家具被附加上与现代生活接轨的意思。1985年，《农家历书》刊登《新式家具简介》一文，着重介绍一种墙上挂架。这种挂架由外边框和“井”字架组成，尺寸可以根据墙体面积裁定，其优势是“省钱省力、简单大方、利用空间”。挂架两侧对称悬挂着“政策落实千村暖，勤劳致富万户欢”书法作品，下方放置新式桌椅和茶具。此类家具布置作为现代生活的场景被广泛宣传，它的背后除有推广新式家具的用意外，还有对国家政绩的褒奖，揭示出国家力量向家庭生活延伸的意图。
与此同时，以新式家具衡量地区发展水平的官方记录频繁出现。在这些记录中，新式家具的数量多少与所占比例，或是用来证明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或是作为创新开发的对象成为轻工业发展的明证。比如，1987年发行的《集安县志》根据该县职工拥有新式家具的百分比，结合其他衣食住行上的提升，总结道：“生活上无后顾之忧，一心扑实投身于祖国的四化建设。”1995年出版的《西海风情》将民众购买沙发、大衣柜、高低柜、组合柜等新式家具与洗衣机等高档用品的消费行为视作“生活改善和提高”的结果。新式家具已经打破地域差异，被整合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语境之中，在彰显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成功凸显出当地政府对民众生活改善的关注和支持。
在改革开放引发的时代大变革中，家具意外地充当了催化剂的作用，成为铸造现代化家庭生活的物质载体，并在实际与象征双重领域奠定了农村现代化的根基。长期以来，家具置办倾注着农村居民的心血和期望。对农民而言，纳入这些具有现代气息的日用什物，能够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和家庭面貌，而且满足了视觉美观、身心舒适等多方面的诉求，由此带来的优越感、满足感以及自身生活意识的觉醒，远远超出物质层面的感受。可以说，新式家具及其包含的现代、进步因素所营造的文化心态，相较种种现代化标语更能被民众接纳，也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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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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