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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巧晖]采风与搜集的交融与变奏:以新中国初期“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讨论为中心
  作者:毛巧晖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09-22 | 点击数:6213
 

  二、文学与学术:采风传统与现代学术思想的交织

  朱熹《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又诠释“国风”之义曰:“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也提到:“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其作用如《尚书大传》所言:“见诸侯,问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而其采录则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所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制度使得民间的诗、谣、谚、歌戏、代语、艺事等得以在笔记、小说、史书中留存。19至20世纪社会变革之际,在西方文化,尤其是民族主义、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知识人意识到民众的力量,将眼光投向“民间”。文学领域,言文分离的弊端越来越凸显,民众的文艺开始引起知识人注意,尤其是传教士、驻华外交官对儿歌、故事的搜集,他们的文学观念影响了当时的知识人。如韦大列对北京歌谣的搜集,及他所认可的北京歌谣的价值,迅速被周作人接受。胡适更是在《中古文学概论序》中进一步提出“公认的正统文学也往往是从草野田间爬上来的”,但文人的参与使得“民间”形式逐渐丧失生机,“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民间文学被视为新文学样式产生的源泉。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首先就表现在对其搜集工作的展开。其实早在1913年2月,鲁迅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就提出建立民俗文化组织进行民间文艺研究的倡议。1914年,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期发表的《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一文也提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在很多学术史的梳理中都提到了这篇文章,文中他用的字眼是“征求”,与后世“征集”相似,这就与采风自上而下的理念一致,具体表述中我们更是清晰看到了周作人将传统采风与民俗思想的结合。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以下简称“《简章》”)“嘱托各省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团体代为搜集”。“征集”比“征求”就更进一步,其背后所展现的国家意志、权威意志鲜明,与“采风传统”血脉相连。虽然新文艺受到国外的影响,但如周作人所言:“中国现在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吸收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现在是很可注意的事。”文人对“民间”更多持有一种浪漫想象,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情怀并未持续很久,但其学术层面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歌谣》周刊《发刊词》就提出“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对于刊发的歌谣要求以方言如实记录,不能以文字呈现的方音以切音注明。《简章》最初以“征集”为主,但随着歌谣研究工作的推进,研究者意识到:“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每逢写在纸上,或著成书的,无论如何——至少著者也要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多少总有一点润色的地方,那便失了本来面目。而且无论怎样,文字决不能达到声调和情趣,一经写在纸上就不是他了。”从古史辨学派到母题、比较、类型等研究,都关注到民间文学从口传形态到文本形态的转化,也意识到文本写定中改变或遗漏了口传的很多信息。有关这一时期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及当时外国学者(含传教士)对中国民间文学、民俗论述的很多成果都提及这一话题。有关民间文学文本的形成,尽管引起了学人的注意,但当时大多还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而且所凭借的资料主要以“征集”为主,搜集工作仅限于个别知识人,所以除了提倡要保存民间文学文本“鲜活”“俚俗”等特点外,其他并未引起更多讨论。

  在文学领域,尽管民间文学的兴起与新文学运动息息相关,但歌谣运动引起的热度并没有持续很久,所以胡适在《歌谣》周刊《复刊词》中强调,“歌谣”搜集与保存的最大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他希望能建立民间文学总藏。可见,“文学范本”的拓展成绩并不大。对于民间文学在文学领域的影响,近年来从文艺民俗学的视野对鲁迅、周作人、胡适、郑振铎等人的研究进行了钩沉,但较少有研究者关注当时童话、民间故事等作为通俗读物的创作与发展。这当然与后世民间文艺学领域将学术与文学割裂有直接关系。研究者几乎忘记了当时的民间文学包括文学与学术,并且他们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如上文朱宜初所言,理论研究与文学文本浑然一体。如1924年台静农所整理的《淮南民歌集》,最初出版的民歌集上标注为“台静农著”,其缘由可能很多,但有一点比较清晰,就是当时将所搜集民歌与文艺创作等同。对于民间故事搜集者如何署名的问题,2017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一苇述《中国故事》时,一苇与刘守华就署名中用“著”“搜集整理”“记录”“改写”等进行了讨论。刘守华提及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参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讨论,到20世纪80年代参与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对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文本,“他体验到这是一项既富有文学性又兼含学术探索性的工作”。

  在《淮南民歌集》中,台静农兼顾了民歌文本的文艺和民俗价值。1936年,他在《从‘杵歌’说到歌谣的起源(一)》一文中更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我以为研究歌谣:应该从题材里看出它的生活背景,从形式上发现它的技巧演变。题材所包含的是人类学同社会学的价值,由某种题材发现某一社会阶段,及其生活姿态,这也就是朱光潜先生所“想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诗的起源)。至于型式上的音节的调谐,词类的排比,则属于文艺史的范围。

  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引入西方学术思想的同时,也延续着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传统,承续了传统的采风思想。在歌谣研究及当时民间文艺搜集中,很多学人都用“采风”一语,可见在接受中,他们脱离不了“采风”的底色,同样也延续了“观政”思想,正如清末兴办的《采风报》所言:

  石印工致引以为消闲之助列,附其末虽非石室兰台之秘,稗官野史亦足以寓意劝惩异日也。酒后茶余挑灯批阅,默悟绮梦之幻,俯察世故之异。所以娱目警心,足以擅笔墨之,奇信可观也。

  另外,在搜集中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异文”。周作人在《童话研究》中谈到的“儿时所闻”越地童话《蛇郎》,“女死化为鸟”“姊复杀之”“中姊之目,随曤”三句后均有“注”,一为民间俗语“越俗名清水鸟多就清水池取虫胆为食”,后两句保存故事异文。其实这除了吸纳民俗学研究理念外,也延续了冯梦龙民歌记录的思想,比如《挂枝儿》卷四“别部”《送别》篇,收了两首民歌,而评注则说:“后一篇,名妓冯喜生所作也。”当然在冯梦龙的记录中,冯喜生所作与民间流传文本等同,其实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搜集整理、改编、改写的讨论中理解错位与此直接相关,但由于民间文学兴起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目前梳理尚不清晰,具体内容另撰文讨论。在此只想说明,由于学科分野,民间文学的文学、学术研究在后世的学术史梳理与反思中愈来愈割裂,本属一体的研究,在学术史回顾中割裂为文学、民间文艺学(或民俗学)不同理论阐述,讨论其逻辑性时也纳入不同学科范式,这也是将新中国初期搜集整理的讨论简单化为学科立场和不同研究范式的逻辑起点,而缺乏对其进行触及学术内在关联、脉络的讨论,只有极少数学人意识到在这一问题上,“历经六十年,想不到竟然还在这个文化原点上打转”。

  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论争等对于民间文学的形塑,更是没有纳入民间文学“采录”“搜集整理”“记录”论争脉络的考量。当时由于国内革命和国外战争的影响,民间文学中激进与革命的要素被激发,它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加强,与“五四”时期的民间文学出现了差异,正如钟敬文在《“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中所言:歌谣运动“没有把这种以人民创作为对象的科学工作,跟当时的社会活动——尤其是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自然也没有跟这种文学的作者工农大众结合起来”。1930年代,政治与文化交织,政治精英、知识分子、民众互动形塑了新的社会文化样态;民间文学与革命、社会活动勾连,其内涵与范畴亦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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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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