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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知女性的权力
在方法论上深受表演理论影响的美国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就其早期的研究理论框架而言，笔者认为更多的则是以民俗学科以外的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为依托。这主要反映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对女性民俗中的女性形象的文化表现及性别塑建的研究中。
这些研究虽未被女性主义民俗学者自身视为此领域走向理论化的突破点，但它们体现了一种与其他领域的女性主义理论进行对话的尝试和努力。比如，这一时期的研究多提到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及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米歇尔·罗索德(Michelle Rosaldo)的理论，并试图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女性经历及整个女性民俗的社会边缘性。在关于“女人是第二性”的论述中，波伏娃把男人和女人视为两元对立的群体，而在这种对立中，男人是主体(subject)，女人的存在不具有自治独立性，而是以她和男人的关联性来定义的“他者(other)”。这里所谓的“他者性”是指包括生物和社会文化两个层面上的边缘性。与此类似，人类学家米歇尔·罗索德在1974年提出了性别权力不平衡的普遍性(universal sexual asymmetry)。这种理论可以说是更注重在社会层面上去阐释性别权力的差异。它不仅强调跨地区跨文化的女性服从地位的普遍性，而且把这种二元对立关系和公众空间(public sphere)与家庭空间(domestic sphere)的区分对应起来，探讨文化体系如何赋予男性角色及活动具有绝对优势的权威、价值、和重要性。
在女性主义民俗学领域，对这些理论的借鉴推动了学者们去探讨民俗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不断地塑造、加固性别角色及权利的不平衡性。比如说，在对民间故事及传说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这些形象有力地影响着听者对某些价值观的接受及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义和期待。在“华特迪斯尼从未告知我们的事情”一文中，凯·斯通(Kay Stone)对比了格林兄弟所整理的家庭儿童故事和这些故事经迪斯尼电影公司改编后的动画电影版本。凯·斯通指出格林故事中的女性形象类型不仅呈现多样化而且常常表现出不规范的行为。然而迪斯尼电影从中所选取的故事是极为有限的，而在这种极有限的选择中，出现在观众视野中的是以白雪公主、灰姑娘及睡美人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着与生俱来的完美，所追求的是找到或者等候能带给她们社会地位及保障的王子。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障碍困难，这些女性总是受到神奇力量的保护或者帮助。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及儿童娱乐形式，这些电影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公众想象对“童话(fairy tale)”的定义，而且把这一叙事传统中的女性形象单一化并定型为懦弱、消极、遵循着社会价值期待的完美公主或者少女。因此，弗朗西斯·德卡洛(Francis De Caro)不无担忧地指出“童话”中的这种女性形象极有可能对社会性别的塑造带来消极的影响。
女性服从地位普遍性的理论提出后，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人类学家们包括米歇尔·罗索德本人，都对这个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这种理论是从西方社会中的女性服从地位及家庭和公众空间内外角色的对立延伸出来的，把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无语境的视角，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文化社会中的社会性别角色和关系。尤其是以家庭生产为基础的农业型的社会，家庭生产本身就是对公众(public)经济的一种介入。同时学者们对女性作为社会的另一半如何处理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如人类学家安妮特·韦纳(Annette Weiner)在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文化研究中提到的，“无论女性是被公开尊重还是不出现在公众视野，无论他们控制政治，还是一些经济商品或者只是巫术咒符，她们不是物体，她们是作为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的个体在社会中起作用。”这种非正式的影响、势力或者说对非正式权力的控制也许不是在一个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即被政治权威、有地位的职业及收入等定义的权力，但是这种对非正式权力的控制常常以不同的方式抵制削弱男权。
以上提到的这些反思性研究虽并未在同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民俗研究中具体提到，但罗珊·乔丹(Rosan Jordan)和苏珊·凯斯克所编的《女性民俗女性文化》一书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类似的研究趋向。编者在她们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尽管不同形式的男性控制，本书研究个案中的很多女性则表现出他们对自身及自身的世界很大程度的控制。她们的民俗传达出一种真正的权力感。”此书中一个有启发性的个案是玛格丽特·米尔斯(Margaret Mills)对阿富汗一个穆斯林社区的叙事研究。
在对比了此地区口头传统的性别化表演之后，玛格丽特·米尔斯注意到男性讲述的故事中很少出现女性的主人公，而女性讲述的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则呈现平均表现的趋势。而且，男女性别转换(比如伪装或者由于某种原因短暂性地寄居在异性的身体里)在女性讲述的故事中远远比在男性讲述的故事中出现得少。女性既可以以女性的身份也可以伪装成男性出现于社会公众场合中，而且当这种转换发生时，女性都是自愿的选择这种转换，从而获得社会参与权或进行英雄性的社会行为。而在男性讲述的故事中，当男性转变或者伪装成女性时，多为被迫的而且是被侮辱惩罚的经历。玛格丽特·米尔斯认为，这种现象说明了在这个社区的男性价值观里，女性是处于劣势的不被肯定的一种社会性别角色。对男性来说，转换成女性是自身社会价值的降低。但是女性讲述表演的不同说明这并不一定是女性自身的看法。虽然伪装成男性给女性带来了社会上升性和保护的机会，但是女性的讲述对这种转换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且，女性对超越这种性别界限显得很自如，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被迫，并没有突出表现传统的女性角色带来的局限和压力。对于这种差异，玛格丽特·米尔斯用这个穆斯林社区女性戴面纱的文化实践来进行了阐释。她指出，面纱并不一定如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女性受压迫的手段，相反，由于这种掩藏身份的机会和自由，女性在处理与周围男权社会的关系中展现了一种性别化方式。
通过一个具体的文化和表演语境，玛格丽特·米尔斯的研究揭示出在不同文化中女性民俗所表现出的权力问题远非是静态的二元对立，而是变动的、互动的和微妙的(subtle)。这种在具体语境中探讨女性权力的模糊性涉及了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走向理论化时期的一个主要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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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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