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世界各大宗教发展史，宗教与艺术总是相伴相生。其中，宗教美术具有较强的静止性和象征性，适合作为礼拜对象。佛教美术以壁画和造像为主要表现形式，佛陀降生神话图像初创于古印度，由于早期佛教教义中反对偶像崇拜，因此当时的佛传图像风格是以局部图案代替整体人物形象，此后逐渐由局部走向整体，最早有佛陀形象出现的犍陀罗艺术图像代表其典型原初形态。

　　随着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佛教艺术也在西域和汉地发展兴盛，现存佛传图像主要集中于中国。正如杜继文所言：“变化是佛教的内在生命力，贯穿在整部佛教史中。”[2]4这一点在佛教图像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的佛传图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时间上，从魏晋南北朝绵延至明清时期，体现出以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亦反映出大乘佛教的发展对佛教各方面的影响。空间上，从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等，几乎遍布于佛教兴盛的各个地域。可以说，佛陀降生神话图像见证了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历程。

　　佛陀降生神话的文本主要包括汉译佛传、其他原典文献中的佛传故事、中国人编撰的佛传以及佛教类书等文献中的佛传故事。这些文本从纵向上反映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从横向上又体现出同一内容所具有的多样性。文本的流变反映出佛教史发展长河中佛陀观的变化：原始佛教至早期部派佛教过渡时期佛陀的形象还是佛教导师，早、中期部派佛教中仅可能有神化佛陀的雏形，真正意义上佛陀的神化形象诞生于部派佛教晚期、大乘佛教初期，兴盛于大乘佛教时期。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佛陀的形象逐渐从历史走向了神话。

　　佛陀降生神话以时间作为线索可以分为降生之前、降生之时、降生之后三个部分，包含“降生选择”、“入梦受胎”、“摩耶说梦”、“太卜占梦”、“出游观花”、“树下诞生”、“七步宣言”、“龙浴太子”、“瑞应频现”、“仙人占相”十个核心情节。

　　佛陀降生神话是佛传中的“虎头”，情节较为完整的佛传故事皆以降生神话开头，在图像领域更是如此。从美术操作的角度来讲，降生情节往往最先创作，有时后面的故事情节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完成，而降生故事已经画出。从图像表达的系统性建构上来讲，降生神话也具有结构上的标志性意义。因此，佛陀降生神话图像作为佛传图像的重要部分，值得作深入、全面的研究。

　　三、印度佛陀降生神话图像

　　印度腹地最早出现的佛陀降生神话图像可以追溯到创作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巴尔胡特塔栏楯和公元前1世纪的桑奇大塔栏楯上的雕刻片段（如图3）[3]38。阿玛拉瓦提浮雕饰板上也有这两类故事的雕刻，以莲花象征佛陀诞生。这一时期的佛教图像并没有佛陀形象的出现，除莲花外，还有佛足印、圣树、宝座、舍利塔等等用来表达佛陀形象的象征物，因为佛陀在当时的佛教徒心中刚开始被神圣化，还未从导师形象中彻底脱离出来作为偶像被崇拜。

图3化象入胎印度巴尔胡特窣堵坡

　　印度佛陀降生神话图像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早期犍陀罗艺术作品，以浮雕为主，占到半数以上，壁画较少出现，亦为中国图像创作初始时的摹本。犍陀罗地区曾受希腊人统治，又崇信佛教，思想和文化体现出强烈的希腊文化色彩，其中佛教造像即为希腊雕塑艺术影响下的产物。犍陀罗地区的佛教艺术诞生后，印度其他地区和时期的佛教艺术多受到犍陀罗风格影响，这些图像通常被统称为“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艺术佛陀降生神话图像最早可以达到公元1世纪前后，但是完整保存至今的作品中最早的创作于公元2世纪左右（如图4）[4]29。希腊式风格的主要特征是注重肌肉美、线条美、裸体美和衣服的褶皱美，以及人物面部的印欧人种外貌。正如印度腹地的情况，早期犍陀罗佛陀降生神话图像中，亦为通过一些具有象征性的局部图案表达故事情节，例如用莲花来表达佛陀降生后步步生莲的情景。公元2世纪左右出现了对单独场景的构图较为完整的作品，佛陀从此以人的形象出现，但是各个场景之间并没有形成较强的连贯性，仅是一些重要情景的着重表现。犍陀罗艺术在笈多王朝时期（320—540）达到顶峰，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220—589）中晚期。此后，随着佛教在印度发展的衰落，犍陀罗艺术图像发展也逐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