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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址关帝庙座落在东晓路雅墩街联星小港片桥东排灌站原址。早几年在广州市人大提请海珠区政府召开了重塑河南小港关帝庙的座谈会，使云桂村的父老乡亲深受鼓舞，几经酝酿探索。经云桂村的父老乡亲郑重恭请了原址河南小港关帝庙的关帝公回现关帝庙安座……
一座传统庙宇就这样在现代都市高楼的夹缝中凭空生成了。
这座2014年建成的庙和1563年始建的那座关帝庙之间有关系吗?按照碑文的说法，这是把“文革”期间被破坏的古庙异地再建的。中国历史上许多建筑都曾因为种种原因而遭损毁，后来又被多次修复乃至重新翻建，仍然被视为与最早建成的历史有关联的古迹。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名楼名刹几乎都是历经多次毁而复建的，但作为历史遗迹，最新翻修或重建的建筑仍然具有与早已毁灭的古迹相联系的历史意义。
但这种情况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和认定这座飞来庙宇的价值。在“文革”前后的“破四旧”运动中全国被毁的古迹庙宇不计其数，其中大部分并未被认定具有历史和文化保护价值。上世纪末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寻根复古思潮兴起。为了政绩和商业利益而“起死回生”乃至凭空捏造一些伪民俗、假古董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盛行，大兴土木重修庙宇之风也往往借口保护文物而起。如果没有对文物的历史、美学价值以及保护性修复、重建的基本标准尺度限制，那么几乎可以使任何新修的庙宇神龛成为新造“古迹”。这座平地冒出的关帝庙虽然据说有“区政府召开了重塑河南小港关帝庙的座谈会”为据证明重修的合理性，但既然没有被列入文物保护或登记范围，这种根据未免可疑。
照这样看来，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谈重修这座关帝庙的意义恐怕不那么有说服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座庙宇没有存在的合理性。沿着河涌的祭祀活动是和端午节扒龙舟联系在一起的民俗。桥东街河涌岸边这个地点本来并没有特别的空间意义，充其量只是过路人作为无所用心的旁观者看看河涌中的龙舟巡游而已。但随着近年来端午节扒龙舟活动的兴盛，这儿人气渐聚，越来越多的锣鼓、爆竹和红包出现在沿岸；水面上也变得更加热闹，由只是少量停泊吃午饭的龙舟变为多条龙舟聚在一起竞斗锣鼓、爆竹和船技，沿岸也开始摆起了龙舟饭，旁观者渐渐成为这项民俗活动的参与者。从传统来说，扒龙舟是乡民社会的节庆民俗活动，包含着祭祀、社交、公众娱乐等多方面内容。随着桥东街河岸逐渐成为端午节龙舟巡游的一个重要站点，这里的仪式性活动随之增加。
这个新建的关帝庙与碑文中所说的那个毁于文革的老关帝庙之间的关系如果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讲大概不能成立。近年来出于政府制造文化政绩或商业开发的需要，各地在真正的文物被毁、乡土民俗消失之后却制造出不少假古董和伪民俗。凭空新建一个庙宇来招揽香火、招商引资的事随处可见。这个关帝庙是否也是这样一个山寨文化产品呢?这需要从它的文化功能来分析。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关帝庙作为民间信仰活动空间存在的合理性，换句话说就是要看看这种民间信仰在这个社群中是否还存在?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内地的民间信仰活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被当做“封建迷信活动”而被意识形态所否定，相关的民俗活动也随之式微。“文革”开始后的大规模“破四旧”行动更是对传统文化遗产从实物到活动空间实施了毁灭性的破坏，关公信仰和祭祀活动空间当然也难逃此厄。然而信仰活动空间的消失未必意味着民间信仰的消失。民间信仰属于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小传统”——在乡民社会中以习俗、仪式、民间叙事、地方性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早期获得等方式传承的文化传统。小传统的传承方式复杂隐秘，而且具有大传统传承中往往缺少的内在信仰和集体无意识的支持，所以传承的力量和韧性更强于大传统。中国广大的国土幅员中不同地域和文化社群民间信仰的传承状况相差很大。相对说来，广东的广府、潮汕、客家民类的家族，地域意识比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更强，民间信仰和习俗的传承力量更大。即使在“文革”时期，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也没有完全绝迹。地理上紧邻广东省、文化传统相似的香港虽然发展成为现代大都市，传统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依然繁荣，对广州也有很大影响。关公祭祀原本就是当地传统中重要的一个祭拜活动，在这个再造起来的端午节仪式活动空间中恢复关公祭祀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个新建的关帝庙与毁掉的那个老庙当然不是同一个庙宇建筑，但却属于同一个地域同一个文化传统的记忆。这个新建的关帝庙既无招商引资的功能，亦无炫耀政绩的效用，可以说主要的意义就在于使这个地点成为民俗记忆重新活化的空间。法国学者加斯东·巴什拉在谈到家园记忆时引用过一句古老的谚语“我们把家神(Lares)带走”。②“家神”是作为集体记忆的家园灵魂，这个谚语说明记忆场所的真正空间存在于一代代传承的集体无意识深处。“把家神带走”意味着只要家园的记忆在，家园就在。
三、猜猜谁来吃龙舟饭：抽离与植入
使桥东街河岸逐渐生成扒龙舟民俗空间意味的文化事象不仅有关公祭祀活动，还有一个更具集体参与和体验色彩的内容就是龙舟饭。据清代广东学者屈大均记：“岁五六月斗龙船……斗得全胜还埠，则广招亲朋宴饮。其埠必年丰人乐，贸易以饶云。”③据说这就是龙舟饭的起源。如今通常的做法是从村民中挑选多名业余烹调高手作“候镬”，到各家各户借来炊具、碗碟，在户外架起案板，垒好大灶，煮大锅糯米饭加上腊肉丁、虾米、墨鱼丁、香菇粒等拌成烩饭，配以大锅烧的鱼肉菜疏，到午时根据食客多少摆开凉篷宴席，不论村民路人一同宴饮，同时还在关帝庙献祭金猪(烤全猪)。
传统上摆龙舟饭的地点一般是在发起扒龙舟活动的村里。桥头街只是龙舟巡游路过的一个站点，以前只是较远村子的龙舟到这里时已近中午所以上岸来吃饭。但随着这个地点人气的聚集，端午节扒龙舟活动内容也丰富起来。就在2013年，与那个最初以工棚形式搭建的关帝庙祭祀活动同时也开始沿着河岸摆起了龙舟饭；到了2015年，在关帝庙前的河边有了当地的龙舟。至此，一个完整的端午龙舟民俗空间终于形成了。端午节扒龙舟民俗中关公祭祀的主要祭品“金猪”既是斗龙舟的彩头，也是龙舟饭的内容；在关帝庙祭献金猪的同时摆设龙舟饭宴席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桥头街这里已没有了城中村，那么是谁来操办、享用龙舟饭呢?从关帝庙的碑文落款得知，兴建关帝庙和这个龙舟活动空间的组织者是“联星小港片龙船会”。这里所说的“联星”在城市改造前是一个乡级村社，人民公社时代的全称是“新滘人民公社联星大队”。这里没有圈留成城中村，所以如今的联星是一个街道行政单位。那么这个龙船会也就应当算作城市社区组织了。但从中国当下的行政管理理念来看，显然像民间信仰和祭祀活动之类的小传统文化活动不适合由行政机构出面组织，所以龙船会应该说是社区的“群众组织”。这是随着近年来龙舟民俗节庆活动在此地的兴起而建立的组织，参与者主要是这个社区的居民。因为没有保留过城中村，所以这里已经没有过去乡民住宅的任何痕迹，村民们也早已融入城市社区，社区居民的构成也就看不出多少与村民的关系了。
在这种背景下，龙舟饭的举办就显得有些特殊了。龙舟饭说到底是聚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聚餐具有重要的仪式性意义。传统节庆的仪式中，向祖先和神灵献祭然后聚餐分食祭品是体现节庆传统精神内涵的核心仪式。参加聚餐者的身份当然是与聚餐仪式的传统文化背景相关的，家族、乡邻结合成的乡村社会结构确定了每个人的身份，因此决定了每个人参与献祭、聚餐活动的规则。在传统村落和城中村中，聚餐活动的费用在活动开始之初就由各家各户认了捐款并且张榜公布了，因此在聚餐时是不要付餐费的。在东莞等地，过路人也可以加入聚餐而不用花钱。但在桥东这个龙舟饭点，来吃龙舟饭的人每人要交10元钱。这10元钱显然不够这餐饭的成本费用开销，其实是一种后来加入者的认捐和确认方式。因为在这里来吃龙舟饭的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2014年的龙舟饭总共摆了一百来桌，而次年就增加到了两百多桌。在整个过程中是根据陆续增加的人数临时添加阳篷桌椅和食料的。这种不确定性表明，在由城市社区举办的这类活动中，参与者身份发生了变化。村社、家族关系都消失或隐匿了，参与者的大多数是当地社区市民，而且其中有很多是村社消失后才来到当地生活的所谓“新移民”。这些外来者是从旁观者逐渐进入参与的。在这里可以看出传统民俗活动再生时发生的身份变化现象，由传统乡民的活动变成了外来者融入本土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集体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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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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