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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在中国大中城市异军突起地兴起了脱口秀，无论是小剧场表演，还是作为电视综艺节目的一部分，或者通过网络视频等途径，欣赏脱口秀的主要消费者群体，多是城市里的青年人。在某种意义上，热衷于追捧脱口秀，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社会一种新的青年流行文化。作为一种临场发挥的口头叙事表演和口头交流实践形式，脱口秀当然也是语言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民俗学重点研究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语言民俗事象，这些语言民俗事象大都是从人们的日常口头交流实践中产生的。在以汉语（包括各种汉语方言）为母语的口头交流实践中，经常出现大量的谐音字词，于是，谐音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就被普遍应用到以汉语为载体的包括脱口秀在内的各种口头文学的体裁之中。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基于谐音原理而形成的谐音民俗，脱口秀中寻常可见的“谐音梗”正是对谐音民俗的传承与发展，可见谐音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至今仍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包括网络空间在内的语言交流生活中拥有鲜活的生命力。
关键词：谐音；谐音民俗；脱口秀；谐音梗；口头交流
近年在中国一些大中城市里，脱口秀异军突起，无论是小剧场表演，还是作为电视综艺节目的一部分，或者通过网络视频等途径，欣赏脱口秀的主要消费者群体，大多是城市里的青年人，因此，热衷于追捧脱口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社会一种新的青年流行文化。作为一种临场发挥的口头叙事表演和口头交流实践形式，脱口秀当然也是语言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民俗学重点研究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并努力尝试去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民俗学家主要是通过母语文去记录、整理和研究其所面对的基本上也是由母语（包括方言）所承载、表象和形塑的世界，因此，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不仅高度重视民众的口头交流实践及口头文学表现的各种体裁及其形态，还特别发展出“语言民俗学”这一专业性的学术方向。从语言即世界的理念出发，我们不难理解语言民俗学在民俗学的整个知识体系之中，其实是具有基础中枢性的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自己亦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里无数寻常可见的语言民俗事象。在以汉语（包括各种汉语方言）为母语的口头交流实践中，经常出现大量的谐音字词，于是，谐音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就被普遍应用到以汉语为载体的包括脱口秀在内的各种口头文学的体裁之中。本文关注汉文化中基于谐音原理而形成的谐音民俗现象，进而对脱口秀中寻常可见的“谐音梗”进行必要的分析，明确地指出谐音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至今仍在包括脱口秀在内的普通民众的语言交流生活实践中拥有鲜活的生命力。
一、谐音与谐音民俗
很多年前，笔者曾经关注过“谐音民俗”的相关文化事象，搜集了不少资料，发表专题论文讨论“谐音”作为一种意义的生成机制，可以在原本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两种事物之间建立起意想不到的关联性，并由此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中促使生成了很多谐音民俗。后来，在笔者和邱立主编的“中华民俗丛书”中，还特别约请张廷兴撰写出版了《谐音民俗》一书，该书将谐音视为中国民俗的隐性语义系统，琳琅满目地呈现了谐音民俗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的无所不在。黄涛也曾在《中国礼俗语言与传统文化》一书中，专设“吉利谐音与祈福文化”一章，分别讨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颇为常见的“谐音吉祥物”“谐音吉祥图案”“吉祥数字”“谐音祈福仪式”。由此可知，中国民俗学家对于谐音和谐音民俗的研究已有一定积累，并形成了一些较为基本的学术共同认知。
“谐音”的本义，是指不同的汉字却有相同或相近的发音，于是，在语文创作或日常的口头交流实践中，人们便经常使用同音或近音字来替代本字，由此可使语言表现活泼有趣。谐音可以说是汉语言文字的一种修辞手法或口语表现游戏，谐音这种修辞或表现手法非常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之中。不仅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古典小说等文人墨客的创作当中，而且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寓言、格言、相声、说唱、民谣、儿歌、谚语、谜语、成语、咒语、吉祥语、歇后语、委婉语、流行语，进而还有笑话、行话、俗话、俚语、俏皮话、脏话、黑话，以及叫卖吆喝等各种口头文学中，谐音现象均大量存在并始终发挥着独特的语文功能。此外，在语言表现的避忌以及称谓、命名等方面，也都有谐音机制隐含其中，并为人们所心照不宣。显然，在以汉语言文字为媒介或载体的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都有谐音双关的表现手法及其象征隐喻被应用于其中，因此，谐音的修辞表现理所当然地就成为语言民俗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尤其重要的是，谐音双关的修辞或表现手法，事实上还促成了很多独特而有趣的谐音民俗，例如，用蝙蝠、豆腐、麦麸等谐音象征“福气”，用大葱去谐音象征“聪明”，用8和发菜谐音象征“发”和“发财”，或者送人礼物，忌讳送梨（离）、送伞（散）、送终（钟）等。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经常借助谐音而发展出许多象征来，由此得以形成的谐音象征机制一旦具备了稳定性，它就不再只是一种语言文化现象，而是成为一种民俗生成的机制性原理。基于此种谐音象征机制而成立的民俗事象，在中国各地如此普遍地存在，以至于我们需要采用“谐音民俗”这样一个范畴来归纳它。汉语方言众多，各地民众对于一些汉字的发音虽有所不同，但通过汉字谐音所形成的民俗隐喻，有很多超出了方言的分布范围而趋于大众化，甚或在全国成为“常识”。当然，还是有很多地方性的谐音民俗不大为外地的人们所知晓，但它们作为谐音民俗的基本原理与机制，大体上仍是全国可以通约的。
旧时在北京，妇女们有在上元之夜去摸正阳门上的铜钉，以求生子添丁的习俗，此俗盖因“钉”“丁”同音相谐之故。与此同时，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元宵节灯俗之中，因为“灯”“丁”音近相谐而生成的祈嗣类民俗事象，也是颇为常见的。比如，闽南和广东一些地方的村落，正月祭祖时，村里凡当年生了男孩的人家，就要在祖宗祠堂升起花灯，向列祖列宗报告添丁之喜。江苏淮安一带，旧时在元宵节至二月二这期间，有“送子”之俗，亦即给无子之家送去小红灯或从某个特定地方取来的砖块。砖块表示“弄璋”之喜，小红灯则因“灯”“丁”音近相谐，故成为添丁的吉祥之物。类似“灯”“丁”这样的谐音象征，同时也是民间文化中常见的一种隐喻。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常是语言字面意义的延伸。虽然在汉语字典里检索不出“灯”具有“丁”的含义，但在象征和隐喻的文化创造性的实践过程中，“灯”可以引申出“丁”的意义或“丁”可用“灯”来表象。基于同音或近音文字之间的谐音，“灯”“丁”这一组关系得以生成，它一旦生成，就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的层面，而是发展出能够在各种具体仪式上形象化展示的民俗形态。经由谐音在两种不同汉字所表象的事物或意义之间形成关联，进而促使某一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象征，这种情形十分普遍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隐喻被认为是一个语言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某一事物的若干方面可被“带到”或转移到另一事物之上，以至于后者仿佛就是前者。通过隐喻而发生此类语义转移过程的情形多种多样，其中谐音便是促使语义能够转向调整的机制，由此，一个事物能够成为另一毫不相关的事物的隐喻，这也就意味着在两种事物或现象之间发生了意义的转移和扩张。上述“灯”“丁”这一组谐音象征，作为一个重要隐喻使“灯”符号化，于是，“灯”就成为一个“物态象征”，并经常在具体的民俗活动或仪式上得到人们的重温和体认。
在汉语的字词增殖及语汇扩张的历史上，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大量以“子”为词尾的名词，诸如枣子、筷子、扇子、栗子、带子等，这些以“子”为词尾的双音词，后来就经常被人们通过谐音机制用来表达祈嗣求子的念想。于是，婚礼中撒帐用的枣子、栗子、花生、桂圆等，就成为“早立子”或“早生贵子”之类物态象征；同样，石榴多籽，自然就可成为“多子”的象征。云南省有些地方旧时在婚礼上撒帐时，有“五子”一说，亦即多用松子、瓜子、莲子、白果子、枣子。“五子”皆可谐音，又都是果实，作为“种子”便成为生殖繁衍力的隐喻，甚至还可作为表示“五子登科”的象征物了。在不少地方，“筷子”往往也在婚礼上扮演重要而有趣的角色。“筷子”谐音“快子”，寓意“快生子”；筷子成双成对，还被用来表现新婚夫妇的相亲相爱。在湖北省的神农架地区，新娘上轿前，手持一把筷子，把它撒落在娘家堂屋；贵州省黔北一带的婚礼，新娘在出门时“甩筷子”，要由她的胞兄或胞弟用双手或衣襟接住，意思也是祝福新娘“快快生子”。重要的是，无论是婚礼操持者，还是结婚当事人，抑或围观看热闹的邻里乡亲，大家都知道这些“子”的隐喻，同时也都有意无意地在当天的口头交流中反复谈论这些谐音象征物。
谐音隐喻或谐音象征，无所不在地弥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包括语言形式以外的其他表意方式，诸如图画和隐喻性实物等。中国的吉祥图案和吉祥物，大量采用谐音隐喻的表现手法，当一幅图案中出现猫和蝴蝶，或将它们与其他寓意长寿的象征物（寿石、菊花等）组合在一起时，它就是一幅典型的祝寿图。猫和蝴蝶彼此本无关联，它们原本也都与长寿无关，只是因为古语有“耄耋”一词，七十曰耄，八十曰耋，好事者便基于“猫蝶”与“耄耋”同音，创作出用于祝寿的吉祥图案。类似这样，“芝仙祝寿”，由灵芝、水仙、竹和寿石构图；画出“鹿鹤桐椿”，用来表现“六合同春”的美好祝福等等。我们通晓了谐音民俗的原理，就能很容易地看图读音，破解吉祥图案的内涵。通过这些例子可知，在象征物（符号）和意义之间，并不存在固定、必然的对应指称关系，而是有一定的随意性，就是说，相同的意义如祈嗣求子，可以用多种符号来表示；反之，某种符号因场景文脉不同，其所搭载的意义也可有所不同，如此就为热衷于谐音创意的语言游戏者预留出很多可以发挥创作能动性的空间。
如果进一步去追问谐音民俗事象的语言学与民俗学的原理，可以发现，除了通过谐音机制在两种原本毫无关联的事物之间，促成直接语音关联的“明谐”，例如，松子谐音“送子”、莲子谐音“连子”等，还有在两种事物的属性之间，通过谐音建立起关联的情形，亦即所谓“暗谐”，例如，石榴多籽可类比成为人类繁衍的象征，石榴并不直接和“多子”谐音，而是其特点多籽，使人联想到“多子”。我们追问类似于“语文巫术”的谐音民俗，既以洞悉“野性的思维”中所谓互渗律的力量，还能实证性地确认，语言灵物崇拜之类古老的文化观念与日俱进，时常存在于现代日常生活中这一基本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谐音双关的语言技巧，并非只见于汉语文的口头交流实践，它在人类不同文化的所有语言体系中均有应用，属于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的语言技巧，但由谐音双关发展出大量的“谐音民俗”，或许堪称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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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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