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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伊斯兰教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批驳
几年前去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曾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以宗教为主线的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各文明（宗教）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毫无疑问，这一政治学的话语忽略了对中国宗教传统的基本认识。
马强在1003期（2011年1月11日）《爱国爱教：回族双重认同形成的历史分析》一文中指出，回族伊斯兰教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种有力批驳。文章认为，回族爱国爱教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总体而言经历了唐宋元三代的积蓄和萌发：明代形成“忠主顺君”思想、清代衍生出“争教不争国”思想、民国兴起“救国救教、国教并兴”观念，直至当代发扬为“爱国爱教”思想，可谓年湮代远，历史悠久。
从其先民肇始，作为在中国大地上生活了1400多年的回族，对国与教的珍爱和认同已经成为这个民族不可割舍的情节。回族普遍认为，各民族“同国如同舟”、“保国即保教”、“爱教不忘爱国”、“国强则教兴”，国与教须臾不可分开。回族是中国的民族，回族特色的伊斯兰教成为了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根植，对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批判，值得学术界重新反思，而非盲目地套用西方政治学话语。文明本身并不冲突，冲突的是拥有了文明、而又以偏执的思想去理解文明，并打着文明的旗帜，借助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力量推销自身价值观的人们。在全球化和全球移民浪潮高涨的今日世界，回族和平根植宗教文化，热爱国家，心系信仰，与其他民族、其他信仰群体共同发展进步的理念，是具有普世性意义的。
慈善是佛教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
兴办慈善公益事业、慈悲济世是中国佛教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和重要途径。对当代中国佛教来说，服务社会尤具重要意义。当今世界，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经济财富快速增长，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自然灾害、人口爆炸、贫富悬殊、地区战争、恐怖活动和传染性疾病流行等，又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何缓解当代社会的种种矛盾、积极服务社会，是时代发展对中国佛教的客观要求。
方立天在1081期（2011年10月25日）发表的《慈善是佛教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一文认为，慈善是现时代佛教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佛教有两项相互联系的本质规定：觉醒了悟和去恶从善。也就是说，在思想认识上，要求开发真智，体得真理。在道德修持上，要求行善除恶，自净其意。觉悟缘起性空的法则，懂得人与人、人与物互为缘起，以及缘起本性皆空、不能执著的道理，就要求关心、同情、帮助他人，与人为善，与人慈善。修持善行的道德实践，与清净心意密切相联，是在慈悲心的基础上的善行。佛教的觉醒了悟和去恶从善的本质规定，确定了慈善是佛教的内在属性，是佛教徒的内在价值理念、价值取向。佛教要求每一个信徒把奉行慈善作为修持的重要方式和生活的重要内容；佛教要求每一个信徒通过慈善活动提升觉悟，完善道德，进而实现人生的理想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适应新的历史要求和历史使命，积极担当时代责任，自觉参与社会救助、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在救灾、济困、扶贫、助学、养老、助残、义诊、治病等多方面，尤其是在重大突发灾难救助和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扬。
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发展方向：使信仰面对、适应中国的处境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是人生终极关怀的抉择，其内容触动普遍的人性要求，是普世性的，不受历史文化所局限。但这普世性核心内涵传扬到不同的历史文化处境时，即产生其适应文化特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特殊表达方式，即“处境化”的过程。当西方基督教由宣教士传向世界时，信仰已被西方处境化的框架所构作，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当其遇到另一种庞大的文化，如中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时，即会产生格格不入甚至冲撞的状态。故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其中一个必然使命，就是须将信仰处境化，融入中国的世界。
梁燕城在1043期（2011年6月7日）的《基督信仰生根中国三模式与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处境化”》一文中，探讨了自利玛窦入华以来，3位基督宗教宣教士在处境化上作过的努力和成就，从而思考一个融和的模式，探寻当前基督教生根中华民族文化之路。文章认为，回顾这3位伟大的宣教士对中国的爱心与投入，当今中国基督徒可以融和三大宣教士的经验，分析当前中国处境的需要，作出投身中国的行动。
文章进一步认为，未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化”，当有以下的发展方向：
第一，基督徒须学效基督的道成肉身，完全投身于中华民族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中，共同担当民族发展的命运，从而摆脱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形象，使信仰面对、适应中国的处境。
第二，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欣赏。基督徒应深入认识和吸收中国文化的智慧，找寻信仰的共通价值，如中国传统的伦理、良知、人性尊严、审美情调，对宇宙大道的掌握等，并加以尊重和欣赏。同时，基督徒应以基督信仰的特有价值，为中国文化提供参考和吸纳，使之吸收新资源而更新自己，面对新时代。
以史为鉴：建立本地化教会才能使中国天主教充满活力
天主教会在过去四五个世纪的传教历史，是一段与使徒时代纯正的教会传统相比极其反动的历史，其中文化傲慢、文化排他性以及与军事征服的联盟成为传教事业的主旋律，欧洲殖民者对非洲和南美洲施行的野蛮传教政策，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应用于远东的中国、印度、日本这些有着高度文明与文化传统的国度。真正懂得“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策略的，只是极少数边缘分子，诸如以范礼安、利玛窦、刚恒毅等人为代表的传教士。而正是这些边缘分子，比如刚恒毅，在面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时，积极推动建立本地化教会，中国天主教才有可能在一段时期里充满活力。
刘国鹏在1045期（2011年6月14日）《刚恒毅的“本地化”思想初探》一文中对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刚恒毅的“本地化”策略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刚恒毅是一位既有宗徒精神、又具有远见卓识的传教战略家，他早就看到过去300年，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事无成乃是因为其走上了一条和宗徒时代南辕北辙的道路，染上了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恶习。作为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和罗马教廷自上而下推行“本地化”传教路线的教会官员，刚恒毅积极推动建立本地教会，培养本地神职人员，保持传教区的非殖民化。
刚恒毅在立足于教会初创时期使徒保禄的传教原则的基础上，发挥、细化了前任的传教方法。在“适应化”原则的指导下，他摒弃了传教士以往有意识地在传教区移植西方文化、习俗和观念的殖民主义做法，针对中国文化的特质，进行了一系列“本地化”的有益尝试，如对孔子、孟子思想的接受和化用，在教堂建筑和圣像艺术方面采用中国传统风格等。在教务方面，刚恒毅成功地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教务会议，如此全国规模的中国主教会议，乃教会历史上之首次。按照大会《决议案》，中国神职人员有资格担任教会内的任何职务。这一决议为日后的中国主教的遴选和祝圣工作铺平了道路。
刚恒毅推动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灵活、机智和果敢做法，使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富有成效，并由此使得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天主教会一段充满活力的时期。
从挪威惨案看原教旨主义：信仰的差异只有用信仰的法则来解决
7月22日发生的挪威奥斯陆爆炸案和于特岛枪击案不仅是挪威的“国家灾难”，也震撼了全世界人们的心。人们不明白为何在这个平静如画的国度会发生如此恐怖的事件？为什么那个显得非常干净的年轻人安德斯·布雷维克会犯下如此凶残的罪行？为什么作为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他如此仇视多元文化主义、穆斯林和政治左翼？
张志鹏在1059期（2011年8月2日）撰写的《从挪威惨案看原教旨主义》一文对这些疑惑进行了回答。文章反思个别原教旨主义者采取极端恐怖行为的根源，深入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和平共处的途径。
文章认为，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人口迁移和流动的速度大大加快，不同国家、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新的国度汇聚、相遇和交往。多元文化必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同时还伴随着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和生活方式的差异。
如何防范原教旨主义者采取恐怖性的暴力行动呢？一是信息透明，让更多的人了解原教旨主义在宗教旗号下的真实政治或经济目的，消除其神秘性；二是将各宗教及其教派纳入法治管理的轨道；三是通过公开对话、协商和制度建设，寻找解决多元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的合法之道。
挪威惨案证明，原教旨主义者试图通过暴力来改变个人信仰或者解决社会问题，是自私而愚蠢的，除了增加罪行外，将会一无所得。信仰的差异只有用信仰的法则来解决，那就是平等、沟通、自由和宽容。
（本版文字由 蓝希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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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1-12-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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