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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叶廷芳
演讲时间：2006年5月16日
地点：西安外国语大学
【主持人语】宫苏艺（本报记者）：建筑是艺术的重要门类，它既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又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审美。谁不希望能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美丽？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建筑艺术，然而近百年来我们的建筑常常是或照搬西方、或纯粹仿古。那么今天我们又怎样才能建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气息的建筑呢？叶廷芳先生对这个问题思考较多，相信他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会给我们以启示。
叶廷芳，1936年生于浙江衢州，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留任助教后，于1964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德语文学研究至今。先后任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本所学术委员；中国作协、剧协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全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等。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多年来我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的天资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民族，因此我们曾创造了世界先进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从明代中期起的这五六百年来，我们却衰落了！而恰恰从这时期起，世界上另一个文明古国所在地的欧洲却从中世纪的委顿中重新崛起，走到我们前头去了！这是什么原因？我想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至少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现仅以我们传统的建筑文化为例，讲点个人的看法。
世界上的建筑，这里主要指大型的、属于艺术范畴的公共性建筑，从形式上划分，基本上有两类：一类主要用石头建造的，叫“石构建筑”；一类主要用木头建造的，叫“木构建筑”。前者流行很广，主要包括欧洲、非洲、西亚、中亚和南亚以及南北美洲；后者主要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包括日本、朝鲜等国。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一下子很难说清楚，因为西方世界并不缺少木头，东亚地区亦不缺少石头。就艺术而言，两种形式的建筑各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很难分出高低。从今天的人文科学看来，中国的木构建筑似乎更接近自然，更亲近人性。这一点显然也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看到了，他在其所著的《中国建筑精神》一书中说：中国建筑贯穿着一个精神，即“人不能离开自然”。
但我在这里试图从反思的角度，着重谈谈我们的建筑文化中那些制约着我们发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克服的现象。
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
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总爱向前人看齐。建筑作为艺术的一门和审美的载体，它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学习或借鉴都着意在自己的创造，而且紧密结合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把两种文化加以“嫁接”，从而产生出第三种形态的新品种。
首先，习惯于向前人看齐，而不习惯于超越前人。
我们的木构建筑——这里指达到辉煌程度的木构建筑——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的发展，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可谓“两千年一贯制”。而欧洲人的石构建筑，仅自古希腊罗马起，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拜占廷风格、罗曼风格、哥特风格、文艺复兴风格、矫饰风格、巴罗克风格、罗珂珂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折衷主义风格、青年风格、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总爱向前人看齐：以前人的水平为坐标，一味以前人的成就为荣耀，为自满。鲁迅笔下的阿Q，是根据我国衰落时期国民文化心理的普遍特征而概括和塑造出来的生动而典型的形象。每当阿Q意识到别人瞧不起自己时，他就搬出那句口头禅：“我祖上比你阔多啦！”而欧洲人不管前人有多大成就，都不满足，而是敢于向前人挑战，设法超越他们。正如鲁迅当年所概括的：我们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不断推陈出新，向前跨越；一个则着重在前人基础上渐进发展，少有革新。
纵向承袭思维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例子表现在到处热衷于搞仿古建筑，其中“重修圆明园”的呼声堪称其最高音响，说是为了“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殊不知，圆明园作为废墟的历史见证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她作为文化遗存的价值。其次，即使没有上述政治因素,而仅仅是一处文化遗存,则圆明园废墟也早已成了宝贵的文物，文物的价值就在于她的历史原初性，通过大兴土木“再现”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复制（且不说他有没有本事复制得出来）的假古董，却毁掉了文物本身。第三，既然有那么多的钱花在复古上，何不把它用来“创今”呢，即把这些钱提供给现代建筑师，让他们根据现代建筑学的原理，利用今天拥有的更理想的建筑材料，按照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运用他们的智慧，建造一座标志21世纪中国人建筑水平的新园林，留下一座时代的建筑纪念碑,不是比“再现”更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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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06-09-07 01:3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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