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检省中国学术共同体在百余年学科发展进程中自觉建构的史谱与成果，可以清晰发现，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常态化地呈现出附着性的特质。这种特质常被视为学科基质的固有成分，内化为学科认知中不可撼动的自然秩序，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学科的成熟与独立发展。在民间文学即将重获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独立二级学科地位的时间节点，重述自主学科建设的预警机制与自省意识，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自觉。消解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附着性焦虑，需要学术共同体在当代学科生产中开展学科共有价值的持续教育与挖掘以坚固共同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适应时代变迁需求且能够提供学科间互文贡献的范式革命。
关键词：民间文学；学科附着性；学科基质；共同体意识；范式革命
从学科发展史看，作为一门以民众文学生产为研究对象的传承之学，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也始终伴随着学术共同体在各个历史时期参与思想建设和学术革命的努力。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曾说：“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一种科学，你首先要看的，不是它的理论或发现，当然也不是它的辩护士对它的说法；你应当看它的实践者做的是什么。”因此，想要完成对民间文学当代学科生产的积极推动，需要厘清中国学界对学科责任的自我辨识和以民众为主体的知识生产史谱，这样才有可能从对中国学术共同体自觉建构的检省中，探索解决学科建设进程里所遇诸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 朝向中国学派的建设：民间文学自主学科体系的建构史谱
早在1903年，蒋观云以其发表在《新民丛报》（日本横滨）第36号上《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开启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的神话研究，并遵从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将古代神话与后世文学等而视之。但是，如果将民间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视为启蒙主义思想中国化的结果，那么谈及学科的真正开端，还需延后至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歌谣征集处，促动了深刻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的歌谣学运动。这场运动促使来自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如蔡元培、周作人、刘半农、胡适、顾颉刚、茅盾、常惠、郑振铎、赵景深、钟敬文、娄子匡等，在尝试用本学科的新观念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过程中，以“敏锐的目光和先进的思想，‘发现’了这门学科的重要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并通过有意识且成规模地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将之传诉给国人。这场“眼光向下”革命式的多学科实践，在1918—1949年间，形成了有关民间歌谣、童话、传说、神话诸文类的大量研究，也分别以歌谣研究会、古史辨神话派、文学人类学派、社会—民族学派、俗文学派、延安学派、民俗学派等流派之名，在坚守文艺学传统的同时，积极拓展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初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流派在理论、观念、方法上形成的多元格局，虽然显示了初创时期学科建设的边缘性和不成熟性，但确实有效推动了民间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
随后，世界格局与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带来了1949—1966年间学科体系的变革，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相剥离，“在文艺学的基础上，吸收和引进了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在文化界树起了民间文学的旗帜”，并开展了一系列与学科建设有关的实践，如1950年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接续出版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学术刊物，1958年开展了全国性采风活动，众多高校开设了“人民口头创作”的讲座等。这一时期，民间文学“因为与民众的天然联系以及特殊的政治社会功能……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成为‘人民文学’的核心与中坚，亦是文学领域接驳、实践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由之也获得了国家教育体制与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合法身份。
虽然，1966—1976年间的政治干扰，严重迟滞了民间文学学科的自主发展。但在1976年以后，尤其是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之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促动了域外学术思想在中国学界的迅速传播。中国学者自觉的学术引介与内化实践，逐步加速了民间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善：首先，构建了政治话语回归学术话语、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服务的双轨实践模式。其次，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宏大理论的解构，结构主义和解释学方法对深层结构与个人表演的关注，口头诗学、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女性主义思潮等对社会环境、社会动态和特殊历史进程的思考，对社会的、道德的而非技术焦点的敏感，都在介入中国学界的过程中，深刻影响了民间文学对自身学科体系、研究范式与民众审美生产本质的认知，令学科建设从以文本解析为中心的单一范式架构，延展出朝向语境范式与生活实践的双重转向。同时，知识精英启蒙话语的再度确立与整体性的文化信念，为中国学术共同体带来了参与国家文化建设等学科公共履职的热情。这一时期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在吸收、内化国际理念和方法与积极产出新的学术成果的过程中，中国学界自觉地凸显了学科建设的“中国性”。应该说，这一过程既是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共同体完善自主学科体系的过程，也是通过持续性的知识生产与理论积累进行学术体系建构的过程。
2024年1月22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官网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民间文学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列入了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范围。这则喜讯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荣登民间文学界、民俗学界各类线上平台的头条位置，并以“民间文学回归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目录”为题，为学界带来了一场有关学科重获独立的认知狂欢。实际上，自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以来，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目录历经多次修订，先后共有6个版本。民间文学作为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独立二级学科，只在前两版目录里出现过。在第三版（1997年版）的目录中，民间文学已经从文学划归到社会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民俗学的备注范围。对民间文学而言，这种学科类属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整个学科在国家认定体系中的“降位”，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的独立性发展，使民间文学的学科定位长期处于动荡状态，游移于文学与社会学两大一级学科的边界之间。时隔近30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的发布，预示着民间文学学科迎来了稳定发展的可能性，也显示出学界数代同仁为学科独立发展的努力已初见成效。
在学界狂欢的时间节点，重述学科建设的预警机制与自省意识，或许是件扫兴的事。但我认为对于学科的后续发展而言，居安思危是一种必要的自觉。上文对百余年学科历史的检省说明，中国民间文学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科，虽然已经完成了“通过概念厘定与边界划分，确立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基本问题，明确学科本位与研究目标”的学科建设基础工作，但从其兴起之初就开始的有关学科独立、理论范式更新、学术话语发明的焦虑却没有完全消解。并且，随着学科参与现代化的程度日深，有关学科发展危机和解困的思考还在持续增多，从20世纪80年代“人亡歌歇”的忧虑，到进入21世纪后新文科建设视野下多学科边界融合的挑战，及至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行热潮带来的学科兼容的质疑等等。这些与对象匮乏、方法论争议以及范式转型等相关的论争之所以频出，究其根本，一方面确实是与文化语境的变迁需求有关。在这种变迁中，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边界的认定都出现了模糊的趋向，形态抽绎、观念解析等经典研究范式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效能不足、甚至是失效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源于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尚处于未完善的状态。虽然学界在持续进行理论的跟进与增效，但尚未能借此建构出可以全面解决学科发展中所遇各类难题的有效范式体系。
此刻重提自省意识，一是想申明我们要对“独立二级学科”喜讯可能引发的盲目乐观，保持足够的警惕。中国民间文学在国家认定的学科体系中重获独立的二级学科目录身份，可被视为学科独立且进一步成熟发展的契机，但若将其等同于学科自身完善独立性的标识，可能会因一叶障目而阻滞民间文学的当代学科生产。二是期望学界同仁能在此发展节点重新意识到，为适应研究对象变迁对既有范式的修改或扩展，仅仅能成为对危机到来的预警。这种预警的意义在于“它指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而既往所做的这种积累和修缮，并没有完成“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的过程。想要超越危机、达成民间文学学科在当代的科学革命，是需要一个重建研究领域的过程的。这种重建不仅需要对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或方法应用进行适应性变革，还需要重新厘清民间文学的“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中影响独立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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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